《尤利西斯》的原型解读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杂糅的、碎片并置的、开放性的小说，所以不易解读，被评论界誉为“天书”。运用“原型理论”，通过对比史诗《奥德赛》的结构，解读和诠释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以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奥德赛》）为基石，在结构、母题、人物、象征等方面与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冒险经历对应起来。     

《尤利西斯》的原型解读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杂糅的、碎片并置的、开放性的小说,所以不易解读,被评论界誉为天书。运用原型理论,通过对比史诗《奥德赛》的结构,解读和诠释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以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奥德赛》)为基石,在结构、母题、人物、象征等方面与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冒险经历对应起来。     

史诗《乌古斯传》的隐喻结构分析

《乌古斯传》是在维吾尔及突厥语诸民族中流传的一部英雄史诗,由于史诗的产生距今历史久远,所以一些内容厦结构读来让我们有些费解。运用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从史诗表层叙述中的狩猎、婚姻、征战三个母题分析其背后隐含的深层隐喻结构,可见史诗《乌古斯传》中心统一、内容紧凑,印证了史诗的文化百科全书特质。     

《天问》是楚民族问歌体创世史诗——从藏族《世巴问答歌》看《天问》的文体性质

《天问》犹如藏民族《世巴问答歌》,是在神事活动中形成的楚民族的问歌体创世史诗,属于巫史文献的范畴。屈原是其传承者、整理者和传播者。由于祠庙壁画与《天问》内容基本相同,屈原把《天问》的问歌部分写在壁画上,又由于《天问》问和答的句式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没必要写出答的部分,造成《天问》有问无答的假象。楚公室之人将其抄录、传唱,崇为经典,使文本形式的《天问》得以传世。《天问》是创世史诗,其连环式结构使《天问》整体结构"井井有条",而具体叙事偶或"文义不次",因而被后世以"错简"论之。     

《蛮三旺》与格萨尔史诗

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西藏神话"《蛮三旺》被学者们认为是藏地流传的关羽传说。对《蛮三旺》的叙事结构、情节母题和《格萨尔》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会得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格萨尔降魔救妻的史诗故事的结论。     

《卡勒瓦拉》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已被各国研究家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基石。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的差异。从多角度入手,对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芬兰《卡勒瓦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而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口传史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流传不息的化现象,中国在史诗的记录和出版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诗研究也正在进入由资料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就是基于民族史诗传统,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对民族史诗《江格尔》（歌手冉皮勒）演唱的“程式句法”研究的成果。     

言史诗不必称希腊——荷马史诗与《尼伯龙根之歌》的一致与差异

在史诗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偏向，言必称希腊，然而德国的中世纪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并不逊色，它们在道德训喻上、题材来源上和战争场面的处理上有很多相似之点，《尼伯龙根之歌》也同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在史诗的研究上，应摒弃“言必称希腊”的流弊，才是正确的态度。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图瓦《克孜尔》与蒙古《格斯尔》的比较研究

流传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民间的《克孜尔》史诗和蒙古《格斯尔》同源异流之作,蒙古《格斯尔》是源,图瓦《克孜尔》中既有译自蒙古文《格斯尔》的部分,也有对蒙古文《格斯尔》编创的部分,还有自己独创的部分。基于“格斯尔”在图瓦语中的音变,格斯尔被当成了成吉思汗,从而自古流传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作为图瓦《克孜尔》史诗新篇章广泛流传的有趣现象。     

中古咏史诗的艺术表现

中古时期的咏史诗艺术表现情理结合,创作成就远超前代。中古诗人借史咏怀,寄托理想,殷鉴兴废。咏史诗熔述史、达识、抒情为一炉,与诗人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具有现实意义。在文学自觉的大背景下,“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主张,促使咏史诗在艺术表现上力求丰富。中古咏史诗在这一点上正是做到了叙事与抒情各有侧重,深邃的历史感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结合,理与情的统一。     

民族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的民俗特征

《阿勒帕米斯》是一部形成于古代弘吉剌惕部族的故地,传承于哈萨克、乌孜(兹)别克、塔塔尔(鞑靼)、卡拉卡尔帕克等突厥语民族民间的英雄史诗。该文根据该诗在哈萨克族文本中出现的民俗事象,结合国内外史诗专家的研究结果,展示了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的古老民俗。     

不列颠民族英雄史歌《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对比研究

文章主要对不列颠民族的英雄史歌《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进行深层次的比较研究,分析和探讨它们之间社会历史背景与形式,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色的共性与差异。这也是两大古老民族文化遗产的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     

中国史诗的多元传统与史诗研究的多重维度

对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来说,史诗无疑是一个重要文类.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通行着非常狭隘的史诗观念,这种观念是以古希腊史诗为范例的.问题集中在什么是史诗、什么不是史诗.中国史诗体量巨大、类型多样,至少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演述是多样的、受众是多样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我们要根据多元的史诗传统,树立多重选择的研究视域,为世界史诗研究提供新的范例.     

欧洲中世纪史诗对古代史诗在题材内容方面的继承与超越

英雄史诗在欧洲中世纪文坛独领风骚,其题材内容(战争、英雄、宗教),既继承了古代史诗描写的传统,又超越了传统,预示着文学题材内容发展的新方向,成了欧洲文学史上连接古代与近代的核心链条。通过分析中世纪史诗的题材内容,可以进一步了解欧洲文学的发展脉络,较为客观地评价中世纪文学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与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记忆中储存的古帝王是中华民族凝魂聚气的认同符号。彝族创世史诗对中华古帝王历史记忆的叙述,是在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文明交流、文明互鉴过程中形成的。诸多古帝王谱系及其母题,可以通过源流考论梳理出清晰的关联性。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由史诗歌手在丧葬仪式、祭天仪式、建房仪式、婚礼庆典等神圣场合世代传唱。这种传唱在族人中激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既是一种认同记忆,也是一种认同资源,是充满智慧的史诗歌手从中华文化中精选出来的认同符号。此种认同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在未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是十分有益的。彝族创世史诗不是封闭、自足的"原始性"传统,相关研究应从原生、交流、互鉴三位一体的高度出发。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