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价值 诗的意蕴——汪元量“诗史”探微

宋末遗民汪元量的诗歌记载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誉为"宋亡之诗史",具有"载正史之未载、补正史之不足"的史学价值。而汪元量用形象的手法反映一代之历史,其"诗史"亦具有诗的意蕴和美学价值。与杜甫"诗史"相比,汪元量的"诗史"明显带有自己所处时代和生活经历的印记。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晚清女性“诗史”的纪实性叙事与战乱映像的构建

鸦片战争将清帝国带入了战乱时期，改变了晚清女性诗人的人生轨迹，也为其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她们继承以诗纪史的“诗史”传统，通过大量战乱诗歌记述了战火笼罩下的家国巨变以及个人遭际，体现出强烈的纪实性叙事倾向。她们在诗中大量运用题注、题序和诗中自注等手段，以细节化的再现手法与写意化的表现手法，着力于凸显人物形象，营造环境氛围和传达特定理念，试图构建一种细致入微、真实可感的战乱映像，实现了诗歌叙事功能的最大化。诗中对家族或个人遭际以及忧、悲、痛、恨等感情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性别化特点。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诗歌,在唐代称作“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文学批评与创作,使“诗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扩大。这种深化与拓展,应该归功于我国古代“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等阐释学方法。宋代“诗史”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代诗人提出了“诗非史”的观点,清代学者从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诗史互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诗史”说的文学属性、历史属性及政治属性的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对“诗史”说的不同阐释。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     

杨慎、王夫之与“诗史之辨”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人都为“诗圣”杜甫的诗叫好,也并非所有的诗论家都对杜诗为“诗史”说投赞成票。杨慎就是显例。其《升菴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杨慎将“诗史”说归于宋人的发明,可能是依据宋人所撰《新唐书》,《新唐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敢有歌吟动地哀——试析郑珍“九哀诗”

本文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解读晚清著名遵义诗人郑珍"九哀"诗.阐述了郑珍"九哀"诗中流露出来的忧国忧民之现实主义精神,并对诗歌中采用的颉取典型,运用对比和使用方言俚语等艺术手法进行了评析.     

瓦尔泽小说《唐纳兄妹》中的主体问题

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唐纳兄妹》的主人公西蒙不谋求自身职业发展，沉溺于在大自然中散步。通过观察、感知和思考，西蒙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工作对人身体的限制和束缚以及由此而对人精神的控制，因此他一方面通过散步来解放身体和精神，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换工作来抵抗这种控制，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我行走故我在”。身体取代精神成为确定人之主体性的关键。     

郑珍对《考工记》车舆系统的图形述说

郑珍《轮舆私笺》二卷专为注解《考工记》之轮人、舆人、轿人三职，另附《轮舆图》一卷，共有图九幅。其中三幅为郑珍所绘，另外六幅为其子郑知同所绘，而郑知同也只是将其父郑珍的文字叙述变成了更为直观的图形解说，图之精髓仍在郑珍。择其中之《牙围图》、《毂辐牙合材图》、《车舆全图》和《轿合衡度数图》四图进行解析，不时切换古车制系统之轮牙、车舆、车毒舟的空间概念，可见郑珍对《考工记》之车舆系统的图形述说。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赵长卿词的寄托

宋代宗室词人赵长卿有词339首,在《全宋词》当中数量位居第5。词学专家许伯卿先生认为赵长卿词没有谈论的价值,学者夏玲女士在总体上也忽视赵长卿词的寄托。其实赵长卿词特别是咏物词有谈论的价值,不但有寄托,而且寄托着一种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深沉的沧桑感慨,并且两者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南渡宗室词人赵长卿在南宋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倾向于主战派。赵长卿词寄托的写法是受“东坡词”影响,而寄托最突出的,是他的咏梅词,其中《探春令·赏梅十首》达到高峰,咏物拟人混为一体,寄托了历尽艰辛而不屈不挠的国家精神和人格精神。     

从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论文看其基本精神结构的形成

在夏目漱石的《正成论》、《观菊花偶记》、《中学改良策》、《关于文坛平等主义代表者惠特曼的诗》等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主要论文中,已经显示了漱石基本精神结构的主要特征：在汉文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占据其主要精神领域的同时,汉文学中的＂文＂所赋予历来知识分子的对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和批判眼光也成为漱石日后保持部分独立精神的思想来源。     

李季兰道教思想的文学表达

女冠和女冠诗人是唐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李季兰作为一名女冠诗人,毋庸置疑,也成为人们褒贬评论的 对象。她虽然存诗不多,但这些为数不多的诗歌是她整个人生的写照,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到李季兰的人生历程中对道教思 想文化的吸收与冲击,同时也可以看到她的凡人-女仙-凡人心路历程,从而为我们展现一个具有生命的李季兰形象。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