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浅析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

岁月流逝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巳 2 5年了。随着思想的深化 ,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 ,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 ,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 ,要想不再“重食苦果” ,就必须认清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文革”发动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国内外学者对发动“文革”的最根本原因 ,看法不一 ,但是 ,在毛泽东心目中 ,有一个最纯洁、最完善 ,“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 ,毛泽东正是在积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过程中 ,逐渐走向“文革”之路。这个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 ,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 ,作用于毛泽东的内心 ,外化出许许多多的错误举动 ,最终铸成了伟人晚年的悲剧。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的文革心路

认真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便不难发现,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毛泽东的文革心路大体经历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捍卫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前后长达10多年,毛泽东最终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反而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走到生命终点.究其根源,是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所致.     

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思考--读毛泽东《七律·有所思》

《七律·有所思》是毛泽东写于“文革”初期的惟一一首表现和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诗词。历史已经判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因此 ,这首诗留给人们的也只能是深深的遗憾。     

毛泽东与王实味研究中的相关争议性问题评析

王实味事件发生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被批斗并最终被错误处决,使得延安整风运动的正当性遭到质疑,也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对毛泽东与王实味的相关评价产生争议,主要集中在王实味“托派”帽子是否由毛泽东扣上、王实味作品暴露延安“阴暗面”是否在于动机不纯而为毛泽东所批判、王实味与丁玲在整风运动中的不同结局是否在于他们两人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不同、王实味之死是否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等问题上。辨析这些争议性问题对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并正确认识延安整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

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作者的解读和阐释，展示出了史华慈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和透视路径。史华慈试图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它们不仅对中国“文革”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学术界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都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

政治仪式在动员人们进入社会运动时有着强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这里的研究针对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政治仪式的失灵。欧文·戈夫曼的仪式互动理论和兰德尔·柯林斯的情绪社会学理论对政治仪式的失灵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文革”头几年的回顾,审视了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政治仪式的情绪波动,这些波动使政治仪式产生了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使人们逐渐疏远“文革”。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个人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一旦一个人的背景不复存在的时候,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也就分崩离析了。“文革”中政治仪式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使人们对政治仪式不再抱有幻想,对“文革”的热情也在减退。所有这一切对随后几年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

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由全国亿万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发动起来的?除了理论的错误和体制的缺陷等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准备,还是群众思想的动员,也无论是运动对象的锁定,还是各级干部警惕性的解除,都与中苏论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革命委员会"定名的缘由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中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定名为“革命委员会”,源自土地革命战争。它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早期红色政权及其建设经验的一往情深,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良好愿望。     

悲剧精神的弱化 苦难意识的缺失——从90年代后以文革为写作背景的小说看中国的悲剧精神

90年代以后以文革为写作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这些小说多展现了文革时期的苦难.可是这种苦难叙述多让人感觉难以名状的悲哀,却很少给人信心的鼓舞.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这类作品很难具有形而上的悲剧精神.     

毛泽东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大历史伟人之一,他留下的全部历史遗产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资鉴。具体就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毛泽东主要为我党和国家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历史遗产:第一,毛泽东的矛盾论是这两大战略提出的哲学理论依据;第二,毛泽东的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是这两大战略提出的政治理论依据;第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这两大战略提出的历史教训依据。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论巴黎公社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迈斯纳认为,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特殊兴趣,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坛对公社的利用,是毛泽东思想与行动中富有神秘色彩的特征之一。他还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毛泽东继承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并在他的文章中论述了巴黎公社同"文革"有一定关系的。     

从列宁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概念述评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的理论问题,是评价毛泽东晚期功过的焦点,也是社会长久关注的带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等人曾经提出过文化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则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有系统的论述。文化革命理论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宏大愿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革命概念应该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区分开来,不应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而讳言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     

毛泽东论明末农民战争——兼与蒋介石作对比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审视历史的角度不同,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蒋介石在研究、反思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联系其所处的背景,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从其失败中找出现代中国革命应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而蒋介石则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指斥农民战争,并从明灭亡中得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刻,要“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