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二程理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二程在自己体会的基础上,借鉴了《内经》及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的观点,对"天理"进行系统论述,创建了"天理"学说。二程以"理"论、"心性"论、"仁"论等理学思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医学有关方面进行研究———以"理"论为哲学思想,研究养生、脉象、药理;以"心性"论为哲学思想,探讨心理健康;以"仁"论为哲学思想,对天地和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理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二者关系密切,理学思想为探讨医学知识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医学思想体现理学思想,并为理学发展升华奠定基础;其理学、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产生影响。     

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

清代洛学史撰述以梳理中州理学传承脉络为主要内容,是理学学术史著作。其在处理汉宋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承袭理学"道统"之说,认为汉学的地位远不及宋学。但由于编撰者治学经历不同,且受到了汉学风潮影响,多数著作在撰述中也进行了变通。"朱陆之辨"属理学内部之争,清代洛学史在撰述中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以调和程朱、陆王为主流,这一方面是出于振兴理学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州理学治学传统的充分体现。从整体上看,清代洛学史著作在处理"汉学"与"宋学"、"程朱"与"陆王"关系问题上态度较为和缓,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冯友兰论共相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五百万字的浩繁著述确立了自己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和地位.他不仅因继胡适之后博采西学方法,撰写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而名闻遐迩;而且由于"上接程(颐)朱(熹)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贯通,构筑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新理学"而蜚声海内外.冯氏的"新理学"四十年代问世以后,即"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辩难、思考."解放后,"新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更是受到了激烈批评.但是人们过去对"新理学"的批评并没有升华到辩证否定、扬弃的层次."新理学"讨论的哲学问题反映了什么时代精神,冯氏理论思维上的得失留给人们的哪些启示和教     

从朱陆之争看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朱陆之争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推动了理学自身的演进,可以作为解读清代前期理学走势的一条主线.朱陆之争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影响和推动了清代前期理学的演进.在学术层面,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使"道问学"成为清代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政治层面,对王学的政治伦理批判深刻影响了清朝意识形态的确立.清代前期是理学继续发展的时期,理学主要围绕关于朱陆异同问题的考证向着"道问学"方向发展.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姚燧的文学思想

姚燧是元前期著名散文家,其文学思想是在传统儒学和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儒学是他复古的动力,使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和价值,以"高古"为尚,有浓厚的返古色彩;文学是他认识的大范围和自身特性;理学促成了他的这种认识,也限制了他的文学创作,使他重视思想认识,推重"性情之正"、"气粹而正",并以此来厘正文坛的意义。在元代散文发展中有代表性。     

试论周敦颐"气以载性"思想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他在代表作<太极图说>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的儒学宇宙生成与"各正性命"的本体思辩结构--"气以载性"思想,奠定理学本体论基础.本文试从不同角度分析周敦颐"气以载性"思想,旨在阐示"气以载性"思想在理学中的理论价值及重要意义.     

朱熹文学思想论略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作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其文学本体论以"文从道中流出"为核心;其文学创作论强调"高明纯一"、"平淡自摄"、"真味发溢"、"从容于法度之中";其文学批评论主张"中和"、"知人论世".朱熹的文学思想标志着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莱布尼茨的"单子"和朱熹的"理"之异同——兼论莱布尼茨对朱熹之"理"的理解

莱布尼茨的"单子"、朱熹的"理"分别是各自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莱布尼茨以自成体系的单子论阐述朱熹理学,妄图要论证理学与其单子论是一致的,开启了西方以理性精神研究儒家之先河.但"单子"与"理"还是有所区别的.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唐文治《性理学大义》析论

《性理学大义》是唐文治为无锡国专教学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性理学教材.该书的撰写不仅与其在求学、治学中深受理学家志业与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也展现出其期以通过讲授性理学,发蒙民众、倡明道德、宣传仁政、挽救世运的治国救国之道.就其内容看,突出了"取法前贤,革新体例"、"注重道统,推重朱子"、"博观约取,发掘大义"及"含英咀华,辨别发微"的撰述特征,并因此而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性理学著作,对后世性理学的研究及教材的编撰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

对于明代科举考试,学界一般笼统地说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动态地考察明代科举考试,就会发现,明前期的科举考试确实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考生在答卷时大都能"专以程朱传注为主"。但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科举考试中开始大量出现"引用     

宋代理学学派交融与碰撞之特点

宋代理学学派众多,各学派相互交融与碰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交融与碰撞方式多样且有创新;交融与碰撞打破了地域和时空界限;在交融与碰撞中更注重相互吸收与发展,最后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交融与碰撞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理念的统一,构建了不同的道统理论,道统统帅政统,程朱理学因"有补治道"被列为正学之宗,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长达六七百年之久.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论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创作

宋明时期理学之士因各种原因纷纷入桂,并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以记游抒怀和赠别送离为主.赠别诗忧而不伤,风格健朗;民生题材的诗关注民瘼,体现了诗人仁者情怀;贬谪类诗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映了诗人在内容上重视"性情之正"的心态.在结构上,这些诗往往遵循写景、抒情、说理的逻辑顺序,体现了"以理为诗"的结构特征.作为有官方哲学背景的宋明入桂理学之士的诗歌,体现了理学文学观和审美追求,这对当时广西诗坛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理学的学术建构与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性理之学"原本专指宋明理学,但又可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文章通过玄学、理学关于性理学说的建构过程,探讨了这两大学术思潮在性理学说方面既传承、又发展的学术理路与思想脉络,并进一步揭示了性理学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特质.     

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