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文学“人学”主题的演变——对一个当代性文学思潮的历史扫描

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而“人学”思潮始终是导引文学进行这一运演的主流形态,“人的觉醒”与“人的文学”既是五四文学未竟的主题,也是新时期文学在一个新的文化起点上掀起的一次对于未来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具有不断再生功能的永恒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潮以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历史与现实、超越他者与自身的方式完成了它沟通历史、链接世界的文化使命。     

论“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兼以科学思潮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影响为例

作为一种文学特征总和的“文学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主体意识的缺失、问题意识的缺位与历史意识的不足三大瓶颈,而立足科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影响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打破瓶颈.具体说来,则在于对科学思潮语境下的教育史、传媒技术与日常生活进行审理与把握,进而对“文学现代性”进行新的思考与整理,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视角.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要避免历史感缺乏与理论泛滥这两个问题.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中国新文学中的"浙江潮",形成于有厚实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的江南沿海地域,其产生的地域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

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和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了肯定现代性与反对现代性的两种文化思潮和文学叙事。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即属于后者。他的作品不写乡村及乡村所隐喻的传统中国的衰败、凋零和落后,而极写乡村礼俗社会从自然到人事的美善、和谐、淳朴与情趣,充满所谓“牧歌情调”,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构成明显不同。这所谓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现代性,但实际上隐含并构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是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的独特表达。     

贾平凹与80年代“改革文学”——重读贾平凹“改革三部曲”

本文以贾平凹《满月儿》之后至“商州三录”之间的“改革三部曲”为研究对象,讨论贾平凹与“改革文学”思潮的关系。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揭示的,不是通过贾平凹的创作来理解“改革文学”．而是讨论“改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批评等方式“规训”贾平凹的创作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在其作品中得以呈现。换句话说,通过对一般认为远离“思潮”的贾平凹相关具体作品的分析．笔者试图揭示社会历史语境如何进入“文本”,以此重思“新时期”以来“文学”与“历史”的关联。     

新时期文学:怎一个“颓废”了得——与《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作者商榷

《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一书出版后,引来了一些不同意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文学语境中的“颓废”,在于能否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视野中去发现、肯定新时期文学中所谓具有“颓废思潮”的作品的独特审美价值。这不仅事关对新时期文学主潮的科学评价,也牵涉到对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基本认识,需要充分讨论。     

论“怪人”形象的现代意蕴

文学中的“怪人”形象包括疯子、傻瓜、白痴、狂人、小丑、身体残缺者、畸形人、变态者等,他们在文学观念与审美形态两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现代内涵.“怪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面貌,展示出“人的文学”观之产生、成熟和日趋复杂的现代性走向;另一方面则完成了文学审美形态的现代变革：它以反讽怪诞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喜剧色彩鲜明,呈现出“审丑”倾向,“怪人”式叙事人的选取则实现了叙事视角的现代性转换.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审视

对新时期尤其是 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历史审视,认为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越来越显得纷繁驳杂,将"现代性"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百宝箱,这就有违对学术名词科学界定的逻辑性了.对此,提出了回归 80年代王瑶先生对"现代性"的诠释,重要的是掌握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体内涵民主、科学、启蒙、进化、进步、先锋性、社会主义等.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研究,开始注意的是起点问题,是起于"五四"还是起于晚清,后来逐渐将视角投入晚清至"五四"这一历史链条上,结合文化思潮、作家创作的现代性审美特征,分别论析晚清和"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形态,显示了"现代性"研究的深入、深化.针对以往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进化论、国民性、颓废、反现代主义、先锋性等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审美现代性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代性和重点作家作品的现代性品格,则缺乏深入研究,故提出除了注重"现代性"的"外在批评",还应该加强文学"现代性"的"内在批评",尤其是文本的审美现代性研究.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及其阐释路径

自网络文学诞生以来,学术界基于社会状况、媒介特征和文本内容等阐释途径,建构了现代性、后现代和数字现代主义三种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现代性文化逻辑是由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现实状况决定的,但网络文学中明显可见其阅读的后现代性;网络媒介带来了读写的后现代文化逻辑,却遭受到现代性立场的批判;数字现代主义将网络媒介与网络文学区隔,主张文本内容及其主题的新现代性,陷入媒介文艺学的内在矛盾中;它们存在着文学内容和主题的困境、媒介作为中介的片面性以及语言文本的过分重视等不足。要把握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必须回到后现代的原初含义,认清其是建立在可操作、多元呈现和融合生成的界面上,且在读者、阅读文本和审美效果等方面具有“虚拟后现代”特性。新媒介文学阅读体现出阅读文化的范式转型和阐释学意义。     

“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

“地方性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兴起的一股创作潮流。它传达出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致力于细致全面地展现地方风习,并蕴含着较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它的出现,呼应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况,也关联着地域文学的历史境遇和当前现实。现实合理性赋予了这一创作充分的意义,但也应该警惕它存在的某些极端化和封闭化特点。民族国家主体性、现代性和适度性是“地方性文学”书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览望“新时期”文学

将新时期文学置放在中国 “现代性文学”与 “国际大背景”下进行观照, 阐释了与前者存在的“参与”、“师承”、“扬弃”的多重关系, 说明了它功不可没的艺术成就; 与后者的比较分析, 重在揭示其不足： “失去了的文化感”没有从深层次得到根本改变, 对看似合理的当下存在缺乏深刻而独特的置疑精神     

后现代维度的“80后”文学

“80后”文学是指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的作品。受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我国“80后”文学作品在所反映的主题方面颠覆正统、高尚、经典,在语言表达方面注重受众的参与,通过使用言语碎片、拼贴、无厘头语言等后现代艺术手法表现出很强的游戏性。“80后”作品的这种后现代特征满足了叛逆性较强的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心理需求,和时尚、生活密切结合,具有强烈的通俗化倾向,也常常成为文化市场商业炒作的对象。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中国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之维——“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现代性就是西方的文化专利。“西方性”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存在着诸多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如何识别和发掘这些文化资源以培育和提升中国现代性 ,就成为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重大学术问题。2 0 0 4年 7月 7— 9日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佛大学等的2 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这一主题…     

茅盾“国民文学论”新探

20世纪的“国民文学”理论话语衍化经历了发轫期、成熟期、异化期等三个发展阶段。茅盾的“国民文学论”是“国民文学”概念变得明晰而成熟的标志。茅盾“国民文学论”主张国民文学应该是一种关切现实人生、面向国民大众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它既真实反映中国全社会全民族人生境况和国民性,又反映并沟通人类普遍情感和生活;它映射中国国民性的正面和反面;它涵摄民族国家的当下现实,呈现出自主性特质,同时体现出交互性的面相：它吸纳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场域的交互对话中成长壮大。从比较的视野看,茅盾的整个“国民文学论”显现了明确性、开放性、辩证性的思维特质。茅盾在文艺民族化领域中的理论探索,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     

论双重“边缘”身份与王德威晚清文学书写

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文学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得力于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王德威以“中国中心观”模式发掘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关系,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姿态.     

“公共舆论”的形成与文学变革

不少研究者将清末民初由报刊、出版等传媒力量所形成的“公共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混淆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在厘清这一错误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众传媒在近代发展的基本形态、文学“公共舆论”的作用、学会社团的公共性等几个方面的分析 ,探讨了影响近代社会变革的传媒力量———“公共舆论”的特点以及它对文学变革、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