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受害人法律地位认知的理论反思

我国现有的反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规定主要是从规制家庭暴力侵权行为的角度进行的立法,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权利规定也仅限于一般的权利保护方式,并未从法律主体的角度对其进行保护。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理论认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是一种与普通侵权行为受害人一样的法律主体,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法律主体来对待。传统的理论只是建立在形式平等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我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从人权法角度,对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倾斜保护,使反家庭暴力立法成为一部人权保护法,而非简单的侵权特别法或者婚姻特别法。     

论家庭暴力防治中之民事保护令制度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家庭暴力问题已愈来愈严重,但是由于传统原因相关法律法规却未对家庭暴力作出有效规制,尤其是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规定寥寥.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立法例将英美国家中普遍存在之民事保护令制度引入立法,从而强化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之保护.本文着重介绍了英美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对民事保护令制度之规定并检讨了我国引进该制度之必要性以及可行性,以期对我国立法与实践有所裨益.     

论家庭暴力防治法中的民事保护令制度

民事保护令制度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快捷有效的救济与保护,降低了受害人再度遭受暴力的可能性,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防治家庭暴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和惩罚机制较为完善,但缺乏事前和事中救济措施。民事保护令制度恰是法院发布的对受害人进行临时性或终局性人身与财产保护的制度。我国家庭暴力防治法确立这一制度有其法理基础。我国应从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两方面确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具体可对民事保护令的适用范围、种类及内容、申请、核发、执行,以及违反民事保护令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实现"事先预防为主、事后惩罚为辅"的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模式。     

论我国家庭暴力概念——以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

家庭暴力概念中对主体范围及其行为类型的界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定位以及对受害者的保护范围及保护力度。国际社会对于家庭暴力主要有限定性规定、扩大性规定、延展性规定三种立法例。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对家庭暴力概念中的主体范围及其行为类型的规定偏于狭窄,应适当扩大。对我国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不仅应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考虑中国国情,而且还要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充分借鉴国外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经验。     

论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家庭成员”之界定

我国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对＂家庭成员＂界定时,需厘清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等法律对＂近亲属＂规定的混乱局面,遵循大陆法系传统,借鉴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成熟经验,以＂近亲属＂概念界定＂家庭成员＂。应借鉴国际社会和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立法经验,扩张＂近亲属＂概念,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于具有同居、恋爱及其他相关亲密关系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相关规定。     

立法防治家庭暴力的五个基本理论问题

为实现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及保护受害人的目的,立法者应当对下列基本问题作出明确认定与释明:家庭暴力的区分界线与类型、主体与空间范围,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及干预原则,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性质、立法模式。家庭暴力通常是指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较严重不当对待行为,提议引入"关联人"概念,将具有特定亲密关系人之间发生的暴力纳入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有边界的,按一个理性人的判断,能够区分家庭暴力与家庭成员处理矛盾的合理行为之界线。为保护个体的人权,及时制止家庭暴力,公权力责无旁贷。家庭暴力防治法应明确积极干预、程序正当等原则。为克服现行法因欠缺防范家庭暴力和救助受害人的具体措施而难有成效之局限,我国应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制定单独的、综合性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人身安全保护令独立性的制度价值及其实现

人身安全保护令直接关系到家庭暴力中受害人人权的实现,而自由权又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离婚诉讼的附属程序,直接损害了受害人自由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虽然《反家庭暴力法》以默示的方式承认了保护令的独立地位,但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真正独立性的建立仍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确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独立性,要求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实现其实体与程序上的独立价值。     

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立法的反思与重构

加强对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是国家水资源保护立法的新趋向。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立法集中于附属刑法和《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但存在着立法理念落后、立法内容不严密、立法技术低下等显著不足。重构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立法,必须更新立法理念,设置以＂水资源＂为直接保护客体和终极保护目标的刑法规范;充实立法内容,构建打击水资源犯罪行为的立体式刑法规范体系;改进立法技术,建立以＂危险犯＂为犯罪成立模式的立法规范。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犯罪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普遍、最复杂、冲突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不仅缺乏规制家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而且现有的诸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条款对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也比较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为反家庭暴力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从而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始终处于"超越我们的控制"状态之外.因此,应当制定打击、防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综合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立"家庭暴力罪";规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引进外国的保护令制度.切实加强对处于暴力威胁状态下的妇女的保护;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使对受暴妇女的救济落到实处.     

农村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本文针对我国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状,分析家庭暴力发生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意义和要领问题进行了探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的有关规定,明确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权限和意义,界定了公安机关处理的家庭暴力案件的范围,对家庭暴力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工作方法、工作要求、工作技巧等,为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提供可行性建议。     

家庭暴力专项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研究述评（2000--2012年）

2000--2012年以来的十余年间。以妇女权益保障为导向的家庭暴力专项立法研究蓬勃兴起。学界主要围绕专项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宗旨与基本原则、家庭暴力界定、民事保护令制度构建、妇女受虐杀夫的定罪量刑等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从惯常的比较研究、文献研究，拓展到实证研究与行动研究层面。本阶段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立法机关将制定家庭暴力专项法纳入今后五年立法规划，澄清了许多观念误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性设计。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确立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目的与宗旨，界定核心概念，设计关键制度无疑会大有裨益。     

海南家庭暴力现状与防治初探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上,普遍存在干预难、取证难、认定难、处罚难等问题.海南的家庭暴力既具全国普遍存在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针对海南家庭暴力的现状,可设置三道闸门加以防范:一为个人道德自律和家庭及亲友成员的内部调解;二为社会力量的介入;三为公权力介入的防治.三道闸门互相配合,环环相扣,真正地做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     

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家庭暴力,其典型表现为夫妻关系中的男性对女性的施暴,直接受害者主要是妇女。男性施暴者或因贫困而“抗不住”,或因暴富而“耐不住”,但共同点都是道德心理素质低下;女性受害者则因文化素质低,受家庭传统观念、模式束缚更大,性别性格懦弱及较爱面子,大多不能自觉维权;家庭悲剧触目惊心。应加强对施暴者的约束,帮助受害者的自救,全面而有效地启动反家庭暴力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国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探析

在当代社会,家庭暴力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抑制家庭暴力,必须用法律手段来惩治施暴者、保护受害者。然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机制却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执法机构职责不够明确、提供法律援助依据不足等。针对我国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机制的现状,需要进一步从立法、执法、法律援助等方面加以完善。     

对在国外遭受家庭暴力的中国妇女寻求法律救济的思考

在国外遭受家庭暴力的中国妇女可以通过国际私法制度依靠定居国的法律寻求救济。但有时仅依靠定居国的法律可能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依靠国际人权法的救济途径可以弥补依据定居国法律保护的不足。但传统国家责任的理论对依据国际人权法防治家庭暴力构成了障碍,因此应适当拓展国家责任理论,强化国家对于家庭暴力受害妇女保护的责任意识,使国外的中国妇女在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时,能够通过国际人权法提供的途径寻求保护。     

对家庭暴力的心理学视角分析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家庭暴力问题及其成因。文章涉及心理学理论对家庭暴力成因的分析,家庭暴力中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心理特质分析,暴力发生过程双方心理发展变化过程,文章还对运用心理学知识防止家庭暴力的一再发生做了探讨,以期能为受虐妇女提供心理支持与帮助。     

理智应对舆论

舆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面性。如果过于强调一方面,就会走向极端。理智应对舆论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看到它理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非理性的一面,既要保证舆论公开、自由地表达,又要防止媚众。具体来说,应当引导而非控制,使舆论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化;理性而非媚众,防止“多数的暴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