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新感觉派"命名质疑

把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笼统地命名为"新感觉派",这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误读,这种误读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不仅刘呐鸥诸人的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差别很大,而且刘、穆与施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称之为"都市感觉小说",而将施蛰存的创作归于"心理分析小说",这样也许更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学史的一般描述.     

感觉化:新感觉派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异

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中国新感党派小说家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小说创作,通过对人的心灵近视或感觉的临摹来表现人生和世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感觉化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既有刘呐鸥、穆时英那些典型的新感觉主义小说,也有施蛰存的那些心理分析小说,它不同于传统的情节化、典型化的叙事模式,在形式上以新、奇、怪著称。本文力图从叙事的视点、模式、语言来捕捉、体味这种“新感觉”     

自信的“解构”与迷失的“建构”——对早期新感觉派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再解读

刘呐鸥开“新感觉派”小说风气之先,《都市风景线》策略性地解构了“爱情乌托邦”和“乡土乌托邦”的流行话语,揭示了“乡土中国”和“海派中国”的差异幻象;他对都市现代空间的悖论性书写表明小说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隐含的进步趋向,这对于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建设性意义。     

独特的现代主义实验——论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技巧

新感觉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一个小说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并且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文章着重分析了新感觉派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技巧。     

上海新感觉派的欲望叙述——以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为例

20世纪30年代以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的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受国外文艺的影响和对时代发展的敏锐直觉,为上海这座不同寻常的大都市赋予了现代的生活气息,将非理性主义的欲望叙述推向了高潮。新感觉派小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勾勒出了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欲望地形图。     

试论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形象

刘呐鸥在其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塑造了摩登女郎的形象,这种形象实际上是都市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具有明显的异域特征。这种特征既表现在她们的外在形象上,也体现在她们的行为方式上。不仅如此,作家还通过这类形象巧妙地拆解了男性霸权与男权意识。     

论穆时英

在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派诸成员中,穆时英可算是最复杂的一个。同他的同伴(施蛰存、刘呐鸥等)比较起来,穆时英对都市社会所进行的文化解析是多方面的,显得多元而芜杂。他既以先进的社会学视角批判都市,而又时时流露出流氓根性与低俗的市民意识;既憎恶都     

论《现代》中的“新感觉派”小说

1932年5月,施蛰存创办《现代》杂志。尽管他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宣告,“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但由于在此之前同刘呐鸥、穆时英、徐霞村、戴望舒等人有着共同组织创办和热心扶植《无轨列车》、《新文艺》的历史血缘,因此在他主持编务期间,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本人以《现代》为根基,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流派。应该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施蛰存主编着《现代》,刘     

都市体验 ──论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之特色

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杜衡,此外还有徐霞村,黑婴等。这些作家大都比较熟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并且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的工业文明有着独特的感受,这就决定了新感觉派小说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背景笼罩之下,所表现出的泪异于其它流派的特质：以对中国现代社会独特的人生体验、情感模式、文化意味和艺术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学的诸多元素,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     

论20世纪80～9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

社会文化的发展使得历史小说创作成为80年代末至整个90年代文学生机勃勃的生长点。从80年代以文化历史小说为主的格局到90年代开放多元的新历史小说、演史类通俗小说,确证了80年代"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在90年代向文学多种可能性的发展。     

公安题材小说概念的厘定与认知

公安题材小说尚未进入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学术话语体系。公安题材小说不能等同于侦探小说,公安题材小说有公安侦破小说和非公安侦破小说,公安侦破小说与警探小说（侦探小说中的一种）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两者都遵循着一定的写作模式,主要角色多是警察。公安题材小说因贴有“公安”标签,突出的是人民警察的“职业特征”。“职业特征”则蕴含职业精神,体现人性深度。公安题材小说应定义为以文学的笔法书写公安系统人民警察的工作、生活、命运遭际和心理流变等,并凸现“公安”这一职业特征的艺术样式。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一个人和他的村庄——刘亮程散文中的主体存在与村庄书写方式

村庄作为新疆作家刘亮程散文中最主要的书写意象,为其提供了最初的经验空间和生活教义。而作为经验主体,刘亮程对其笔下的村庄亦有着丰富多样的体认方式,从内在式体验到外在式观察,再到回忆与梦的层面,形成了其独特的立体多维的乡村认知与书写结构。在从文本层面呈现村庄的同时,刘亮程亦从内部寻找并塑造了徘徊于村庄的孤独主体,这些均在某些意义上显示出复杂的现代经验,并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才子佳人的延续抑或现代浪漫的开端——论魏子安的《花月痕》

《花月痕》是晚清早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对感情的抒写、对主人公命运的阐释、对眼泪与死亡的沉溺都值得我们关注。《花月痕》作为晚清向现代过渡时期的小说,一方面承续了古典传统才子佳人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飘零的末世时代的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文本,它又已经与以“五四”为界线的现代意义联系起来。     

从贾平凹三部曲看作家的悲剧情结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情结。以贾氏三部曲《浮躁》、《废都》、《秦腔》为例,考量其中的人事遭际,体察作家的悲剧情怀,将其具体细分为社会悲剧、欲望悲剧和生存悲剧。进而从作家早年生活所形成的性格特征和成年后的文化意识两个方面,探讨贾氏悲剧情结的形成原因。     

柳永在宋金元时期的影响

在宋、金、元三朝,柳永的词广泛流传于宫廷和市井,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和他的词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文从柳永词的影响,词人柳永的传闻,以及小说戏剧中的柳永故事来探讨柳永在宋金元时期的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30、40年代中国小说

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具体考察了 3 0年代中国现代派小说所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影响。 40年代 ,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压倒一切 ,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渐次消退 ,现代主义作为流派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已经不可能存在 ,但是有些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较深的作家 ,在他 (她 )们的小说创作中仍然表现出较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 ,主要是张爱玲、钱钟书、徐皊等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论京味小说

京味小说实际是北京市井味小说,其京味在于以独特的京味语言描绘出北京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京味小说萌生于清末民初的北京报人白话小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老舍从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诸方面对北京四合院文化进行了深刻揭示,标志着京味小说的真正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代的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继承发展了老舍的四合院文学;8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三代的王朔等以大院文化视角描写北京市井生活,开辟了京味小说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