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精华

发展是时代主题,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如何更快、更好、更全面、更和谐、更持久地发展,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时代主题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精华。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辨析

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对一切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有三重规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人类直接追求的目标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着的事实;“和平与发展”是一个特定的实现过程。这三重规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确、全面地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三重规定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澄清目前学术界在有关时代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模糊的或不准确的认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社会发展战略,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中发展的特点。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与建立和谐世界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根本前提条件。这一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代主题是大势所趋,具有客观性。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性大观念。坚持和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中国走和平兴起道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存的深度,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为广泛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仍任重道远。     

时代发展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前的时代发展包括了三个方面特征: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基本动力,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谐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发展关系看,为了推进时代发展,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方面功能,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时代发展的引领功能,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时代发展的整合功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进程中展现出自身独特的理论逻辑,其本质特征集中表现为具体化结合、时代化发展与主题化集成,对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先后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具体实践形态的具体化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提供实践内容与历史基础;我们党依次回答时代之问,凸显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挖掘活力动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发展并彰显出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我们党创新完成理论继承发展的主题转换,集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承一脉的主题化理论成果,不断提升党的理论思维水平,走向理论成熟状态。     

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使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实现良性互动.当中国社会的发展又一次进入"关键时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遇到了诸多困境.和谐社会理论正是从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的视角,在突破目前我国发展的现实困境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具体内容,在突破社会主义价值诉求"具体化"的困境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途径,在突破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困境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意义.     

和平与发展:从“两大问题“到“时代主题“——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都与时代条件密切相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邓小平理论产生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是那一时代的"两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是其三个显著特点.     

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本文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走向,分析了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及其科学体系,论证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开创了光辉的前途。     

时代主题的转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主题和反映这个时代特点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在适应实践的需要和反映时代的要求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主题、不同的时代特征下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必须以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依据,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正确认识时代特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契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一定的时代氛围和民族土壤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空条件;中国的国情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飞跃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成功契合,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     

和平研究视角下的和平与战争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同步,为了实现和平,暴力反而成为了手段。实现和平的方式和内容是和平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平可以分为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消极和平关注的是直接暴力的不在场,它可以容忍结构性暴力;积极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的转换,和平不仅是战争的不在场,而且包括一个良好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创建。历史证明,"唯有和平本身",此外"没有路可以通向和平"。     

试析军事伦理的和平范畴

和平与发展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联着整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和平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军事伦理范畴 ;二战后随着核武器的发展 ,维护和平、避免战争是有其可能性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们反对以武力或以武力威慑来解决国家利益分歧 ,主张武力的防御性、自卫性原则 ,在军事安全领域内也同样开展合作、对话     

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及其核心范畴

政府制度行为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在于认同、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运行中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 ,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 ,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制度伦理的构建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道德范畴的基本准则 ,遵守生产力最大发展的原则、最广大的人民性原则、总量发展与动态平衡的原则、社会发展与结构稳定的和谐性原则、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的原则。     

评述美国和平队计划的建立

1961年3月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布行政命令成立一个暂时性的志愿性组织和平队。9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和平队法》,使和平队获得永久性授权。美国和平队计划主要派遣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美国青年,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与城市,直接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层人民打交道,从事教学、社区开发、医疗保健等工作。虽然和平队的产生有受美国慈善传统的影响和表现美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的一面,但在当时美国政府主要是出于冷战政治的需要而建立这一机构的。     

公安文化的解构及建设路径

平安中国建设需要公安文化作后盾，但长期以来，公安文化通常被简化为围绕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而形成的精神文化。文章基于文化的广义内涵，把公安文化解构为相互关联的两个范畴:公共安全文化和警察亚文化。公共安全文化有消极和积极之分，警察亚文化具有标志、形塑、内聚、示范等功能。公安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从内容、主体、手段三个方面入手，培育积极的、全民参与践行的公共安全文化，另一方面则要以精神内核为统领，通过制度、器物、言行等来提升警察亚文化的秩序生产力。两个范畴的公安文化缺一不可，共同促进平安中国的实现。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历史考察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半个世纪的历程 ,可分为创立和发展、萧条和停滞、新的飞跃三大阶段。本文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依据国际社会的共识 ,尤其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强调了维和行动应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浅谈高校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学科既是一个学术范畴 ,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学科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学科的发展趋势是拓宽学科口径 ,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学科建设是高校各项工作的龙头 ;学科水平决定一所大学的水平 ;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目标定位的标准 ;只有高水平的学科 ,才能聚集、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加强学科建设领导重视是关键 ;要确定好学科建设的级别及方向 ;要抓好学科建设的人才、经费、信息、基地、课题立项、课程建设诸要素 ;坚持贯彻学科建设的“十字”方针 ;建立科学管理机制。     

经验与超越——马克思和马丁·布伯的关系范畴比较

关系范畴是马克思和马丁·布伯共同重视的哲学范畴。二人的差异体现在理论立场、思维方式、实现过程、承担主体以及价值诉求等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关系范畴是基于生产的、经验性的,更侧重于社会关系;布伯的关系范畴则是基于信仰的、超验的,更侧重于洞察。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