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要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落实问题”、“儒学的当代开展与儒教问题”等。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处理好出土文献与现存学术思想的关系、总结中国哲学史写作原则方法、寻找中国哲学本有特色、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落实路径、发掘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类型和特征、规划儒学的开展方向等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探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即已凸显出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值得反思。本文以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为基础,探讨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觉,并强调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自身发展才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价值。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和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一对关系和被持续探讨的理论问题。两者的关系,在时间上表现为一先一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近代化)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其历程之后,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中展开了。具体而言,可以将两者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百家争鸣,批判与指导,和谐共建。当代,无论是"综合创新",还是融会"中、西、马"三大哲学形式构建"中国现代哲学",都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关系处理是三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性征的研究

张岱年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即中国哲学在整体结构上具有本体论、致知论(认识论)、道德论三者统一的特点。具体包括:本体论上本体与现象的统一;生活与思想、理想一致;重人生而不重知论;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张岱年还探讨了中国哲学特色的成因。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按照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继承中国哲学成果

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中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本强调了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深入分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方面与现代明发展的具体标准、方法等方面的关系,指出在积极发挥中华民族独特思维方式中积极因素的同时,应防止和抵制各种消极因素的侵蚀。     

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模式与前提

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学术创新活动.透过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总体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三个话语系谱和三种叙述模式,以及书写者的哲学观嬗变历程.     

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

在中国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中国哲学一直是在自己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语言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下成长发育的,因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话语系统、逻辑结构、价值取向、真理判断标准、哲学终极关怀等独特的品格和特质,并且一直以比较稳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这一态势一直到近代方被打破,出现了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激烈冲撞和辩争。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学术思想,在多元思潮的激荡、角逐中,经历了一场旷世难遇、痛苦环生的排拒、超越、接受、容纳、调适、重组等一系列重新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选择了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明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哲学智慧,经过对中国哲学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理论文化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与哲学的认同。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贺麟、汤用彤等人即已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在全球化浪潮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今天,中国哲学不仅应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文化承担者,而且更应为人类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