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元代新安理学家弘扬朱子学的学术活动

元代的新安理学家为学为师 ,都“以朱子为宗”。其学术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捍卫朱子学。有些学者对背离朱子学和与朱子学相抵牾的观点进行批驳 ,“力正其非” ;二、阐明朱子学。他们对朱熹的著作进行注疏 ,根据朱熹的观点和言论注疏儒家典籍 ,使朱子学“大明于世” ;三、发展朱子学。有些学者论证“道问学”与“尊德性”同为“修己治人”不可或缺的功夫 ,提出朱子与陆子各有优缺点 ,朱学与陆学各有千秋 ,应取长补短 ,对明初新安理学的鼎盛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许多领域均有“发前人所未发” ,但是 ,其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未尝出朱子窠臼外”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吕柟《中庸》首章的诠释及其对朱子的批判

《中庸》首章涵盖儒家的本体、工夫和境界思想,乃全书之体要。吕柟不满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以"综合"为原则对《中庸》做出异于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在本体上秉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理气非二"的理气观;在工夫上主张以"慎独"统领存养与省察;在境界上以"致中和"为本。这三方面以浓缩一体的形式显豁出吕柟《中庸》学的形态和特质。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民国时期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

谢无量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的作者,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先驱.其朱子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朱子思想渊源、朱子哲学、朱子教育说和朱子门人及后学等.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追溯和利用的学术思想资源.     

赵岐《孟子章句》的诠释学意义

赵岐的《孟子章句》一直被认为是以追求对文本的“纯客观”诠释为特色的“汉学”的代表,而与以“意义发挥”为特色的“宋学”相对应。然而,事实却是:《孟子章句》以“解”“喻”结合、“原意”与“用心”互现的诠释实践,开启了中国诠释史上方法论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统一的诠释之路。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元代吴澄对《礼记》篇章整合重缀的价值探析

元代吴澄的《礼记纂言》收录了原本《礼记》的三十六篇，并对其中的十九篇进行了章节段句上的调整，颇具有重新编联和整合重缀的意味，目的在于使这些篇章的本文更加接近写作时的原貌而解读上更为晓畅。对于吴澄的这一整理工作，后世历史上褒贬不一。就其最终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只有通过对其调整后的篇章进行对比性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体会吴澄在解读这些篇章本文上的通篇考虑和具体逻辑，以及其经典价值和文本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吴澄对《丧服小记》一篇的段句调整幅度是最大的，因而最具代表性，以其为例，亦可管窥吴澄《礼记纂言》的经学史价值。     

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

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弘治九年于明刻本《道命录》是现存最早且完善的《道命录》传本,该本卷末保留有汪祚《道命后序》一文,明确记载了朱申续增、程荣秀新增《道命录》的具体情况,对《道命录》宋、元及明弘治本的刊刻与流传作了说明,并揭示了程颐、朱熹家族后裔在《道命录》的编修、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反映出家族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汪祚《道命录后序》在《道命录》及道学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民国时期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

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向来没有被作为民国时期朱子研究的主要观点而予以讨论。这与他思想后期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不无关系。但通过对李石岑朱子学研究的重新梳理,可以在他完整的朱子学论述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价值,如他对程朱思想的禅宗溯源、对宋儒思想实质的判断、坚持朱熹“理气一元论”的主张、以禅宗“五位法”解释程朱思想、以人生哲学为角度思考朱熹思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的创见,也对现代朱子学研究有许多启发意义。     

朱子学研究的新成果--"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婺源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对朱子学在当代社会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朱子道德学说与当代道德建设、朱子思想的理论诠释继续深入、程朱理学的交流传播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朱子学及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论朱陆之争

朱熹和陆九渊前后有六次争论，可归约为为学之方、经典诠释、人物评价等三项内容，反映了朱陆在理学本体论和工夫论上的深刻分歧。朱陆之争在其后的理学进程中有重要意义，是理学理论水平的一个尺度，也是理学发展的一个契机。对朱陆之争理论性质的诠定，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显示了明清以来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