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人的文学"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再度兴起关注人、人性、人道主义,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热潮。它的兴起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回归和继续。新时期“人的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作家们对过去的灾难和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因此,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弱者的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强者本质的发现。这既是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再次回归,又是“人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人的存在与文学的意义

人的美感性生存状态是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文学就是对人的美感性生存状态的语言表达或者说语言展现。在发现中创造,在创造中发现,构成了人的美感性生存状态,而文学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有同构关系。对此存在的关注与显现,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关键所在,也是文学意义的根源所在。只有从人的全面性存在出发,着眼于文学与人的美感性存在的内在关系,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文学的全面而丰富的意义,才有可能在统一的审美人类学基础上认识和把握文学所具有的认知性意义、情感性意义、意向性意义和娱乐性意义的内在关系。     

关于法制文学学科的定义理论和方法

法制文学的提出已经30年,由于定义限制在当代法律的文学表现上,因此就成了法律语境上的法制文学;而同时文学领域又有自己的法制文学。法律和文学两者都是人文学科,有以人为中心等共同处,也有法律对人言行的规制和文学重在人的形象精神塑造上等明显的差异,二者又互为资源等等。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文学是通过古今中外对法律文学和作为法律的文学以及作为文学的法律与涉及法律的文学等进行研究。法制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在法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增加了文学的方法对法律方面加以研究。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大自然文学的文化“空间”

刘先平是我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在大自然文学中,自然与人是文学塑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作者着力表现的情感对象。自然与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体,更是作者文学观和价值观的隐喻体。自然的在场、人的在场;自然与人的关系存在、价值生成都远远高出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从而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的构成以文学作品为表征,体现出作家、世界与作品的关系,也展示了作品的文化生成和言说的开放性。     

开拓外国文学主体性研究的新方向

文学的主体性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内在变化的依据 ,也是理解文学的关键所在。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和普及中 ,亟待加强主体性的研究和倡导。文学主体性在历史生活推动下 ,与人的主体意识一道发展 ,经历了历史性变迁 ,代表着文学的历史水平。对外国文学的主体性研究将深化对作家、作品、人的本质以及文学存在条件的理解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

人的存在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我国五四至今的新文学之所以称之久的文学或人的解放的文学，就在于从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感性地显现了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可作各有所重的不同表述，如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文学、启蒙和救亡的文学、民族灵魂拯救的文学、国民精神重塑的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文学等等。新文学的上述不同的表述或是显现了不同阶段的特征，或是显现了不同范畴的规定。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根本性质…     

文学研究的知识对象分析

在文学研究中,其知识对象的特征往往被忽略了.文学研究对象首先具有设定性,文学本身就是人创造的,而且对于文学的看待和理解也是人自身的规定,这样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不是一个本然的存在,而是人所规定的存在,人以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它才可能以什么面貌呈现;文学研究对象其次具有游移性,文学研究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始终是游移不定的,这种变化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学创作与阅读中自觉地进行变革,二是文学研究角度的变化,三是和文学有关的技术领域的变化,它使得文学的创作或者人们看待文学时采用的手段发生变化;文学研究对象还具有功能性,文学研究中文学在发生变化,研究文学的视角、方法在变化,对于文学提问的方式和方面也在发生变化,这样,新的对文学的思考和看法就会对文学的下一步的认知,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出实际的效果,这效果就是功能性的.我们研究文学,不是一步步地逼近到一个最终的答案,而是通过研究看到了文学的多方面的面貌,而新的面貌的出现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的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以后创作新的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反思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按照周作人的标准,当代文学中那些下半身写作的作品存在的问题在于对人的生活的态度是非人道的;对于非人题材的展示没有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但这些作品恰恰是五四一代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发展的结果。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文学,在打破礼教的僵化规范方面具有历史贡献,但是打破了旧的僵化的规范之后,仍需建立起一种新的更符合人性的规范。当代文学中的身体欲望写作需要人性的规范。      

寻找飞翔的力量——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创作

本文通过对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儿童小说的深入分析后认为,曹文轩在树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某种典范的同时也暴露出他的创作局限,他对童年生命本质的忽视、对儿童文学美学特质的忽略使他的文本最终无法达到人性幽微的深处.     

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探讨何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先辨析民族、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从语言文字论、生活题材论、作家出身论三方面探讨此问题都有道理,但难免有片面之嫌。本文把问题大体确定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少数民族族属的作者创作的文学,特别是这类作者或者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者以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为题材创作的文学。     

当代话语转型视角中的"王朔现象"

对于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我们应以科学理性的严肃态度,将其置入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查。因为“王朔现象”将文学还原为生活,把人性复归于自然,用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来彰显个性,生动地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最终填补了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历史缺席,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话语模式。     

“三棵树”作家的创作主题探析

20世纪90年代，“三棵树”作家崛起于宁夏。他们的创作基于本土，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性书写的界限，把目光焦聚于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生命和存在的焦虑。面对问题，他们一致选择了回归，或是回到生命本源，或是皈依大地和宗教，企图藉此来缓解焦虑。他们的这种探索，开启了当代文学书写的一个新的审美领域。     

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当代道德哲学启示

伦理学在道德哲学层面重新思考形上人性论建构的理论课题之时要转向宋明理学人性论寻找学术资源。此种判断是基于中华文化生命的客观历程,当代人的实际精神状况和中国的道德国情。宋明理学人性论能为当代道德哲学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启示,主要是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如何在人性论上体现;在人性论体系中如何完成＂伦理-道德＂的整体性辩证以及如何确立人的精神世界才能让它呈现实体等等。     

旷野中突围——十七年文学爱情小说重读

十七年的爱情小说颇有先锋的意味,犹如旷野中的突围,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来说,在艺术上有着超越性的意义。它打破禁区,背离当时文学主流传统,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对主流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为当代文学找到了一种新的现实,展现了对日常生活的亲近的姿态。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作品是对反人性、反人道的反拨,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延续,是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歌颂与热爱,它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建构多维视野的文学批评——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点的理论生命力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 ,初步构建了多维视野的批评格局 ,形成了多重价值选择的运行机制。其中 ,批评对任何一种价值形态的阐释与评价 ,都主要指向文学所探寻和表现的人生意义 ,并总是从多重审美价值的比照中突出崇高美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这种主导与多元辩证统一的价值系统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批评追求高尚境界和人格魅力的理想 ,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点的理论生命力。     

欲望美学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仿象理论的“超现实”和“超真实”的片面化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性质——消费社会的研究,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文学艺术变成了纯粹的符号再生产,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消费社会成为了一个仿象的“超现实”社会,提出了非常现实的消费文化的理论问题和人类消费欲望化的现实问题,给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的中国当代文论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消费问题、消费欲望化问题,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以真正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防止日常生活的欲望化。     

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

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是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中一部具有精神独异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从“社会本质秩序的断裂”、“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与“乡土意识的复苏”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从而使文学的政治负重在乡土光烛的辉映下,以审美的生活的方式运作起来,显现出一种纤巧轻盈的美感效应。“改写”的动力来自于岭南文化的精神特征以及陈残云一贯坚守的审美品格。对《香飘四季》的“打捞”,让我们以“个案”的名义,在政治涛声之外,聆听到一种长久影响人类精神心理的地缘文化声浪,从而来深度体味当代文学流变的复杂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