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实践逻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在战略决策中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的实践逻辑，即明确战略方向、把握战略机遇、进行战略布局、保持战略定力。具体而言，以价值立场校准战略方向，以科学目标擘画战略愿景；着眼未来，观照历史，把握战略任务，注重研判历史大势，抓住战略机遇；树立世界眼光，统筹国内国际，加强系统思考，谋划发展布局；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动力。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考察、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伟业的百年征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为根本遵循;以坚持问题导向和使命引领相促进为内在动力;以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统一为鲜明特质;以坚持发扬革命精神与树立底线思维相结合为思维方法。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保持笃定初心使命的定力,在问题导向与目标指向的结合中增强自我革新的魄力,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保持与时俱进的活力,在固本培元与开拓创新的统一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生成、理论向度与现实回应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则，坚持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其百年辉煌正是在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中逐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其历史生成看，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探索的过程；从其理论向度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传承了中华民族反躬自省、守正创新的传统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思想；从其现实回应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有力回应了破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历史周期率”的现实之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生成、理论向度、现实回应三者融会贯通、有机统一，共同串联起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展进程、客观规律和现实路径，沿着这种逻辑继续前行，势必续写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新篇章。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取向

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有效破题。破解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践取向，聚焦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必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来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当代意蕴，根据“四自”基本内涵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必须深刻认识两种性质、两种类型的社会革命，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要求来深刻认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必须从“改造主体世界与改造客体世界”基本逻辑出发，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统一为基本分析范式，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现实要求与实践机制。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价值意义与实践要求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百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密码。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阐述了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和经验,其中总结勇于自我革命、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继承与发展,在不断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深入进行的同时,为世界政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理论强党,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团结导向,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辩证思维、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最鲜明的品格,是自我扬弃、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提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性行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中,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彰显出自我革命的辩证思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法宝；坚持辩证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应对社会变革和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自我革命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局面,以自我革命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一是坚持能动性与客观性相统一；二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三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四是坚持目标导向与解决问题相统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述评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实现长期执政的制胜密码。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理论界从习近平对自我革命的系列重要论述出发，从时间、空间和价值三个维度，通过文本分析、解读和阐发，对自我革命的内涵本质、特征原则、生成演进、经验路径进行了溯源性考察，对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与“两个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关联性研究，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自我革命的学理性论证和系统性建构上稍显不足，在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上还亟须拓展突破。基于此，在未来研究中，需着力于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于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着力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构建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体系、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以期为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事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新时代解决中国特色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历史性方法论,尊重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历史性和规律性,正确看待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历史同一性、历史延续性,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用"异想天开""操之过急"的简单极端方式去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坚持实践性方法论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所处历史时期的民族问题,坚持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促进各族人民的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坚持总体性方法论要求正确把握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辩证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中统筹推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夯实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系统解决中国特色民族问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探赜

“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丰富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始终高扬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需要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革命精神。对于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未有穷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历史使命担当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社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都需要不断增强革命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     

毛泽东干部观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干部观完美地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干部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是对毛泽东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干部工作应该坚持好干部的标准，正确回答和解决好干部的成长以及如何管好用好干部问题，更多地激发出广大干部的聪明才智，更高质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人文主题"与"语言生存"的深层困境--《狂人日记》"叙事策略"释读

<狂人日记>的文本存在,不仅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技法所开创的世纪性探索,而且是为寻求人文主题的语言生存,借现代小说独异的"叙事策略"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释读与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学释读,是准确而全面释读"鲁迅文本"的基本视界.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