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

萧统《文选》收录先秦以迄汉魏六朝赋十卷 ,明确表示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从而构成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文选》收录历代赋的事实为依据 ,通过统计分析 ,具体勾勒出萧统关于赋的基本品评态度 ,并对萧统以赋为首的文献依据、关于题材的十五分类等问题 ,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萧统对汉魏六朝赋的具体评价 ,在许多方面都与后人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差异 ,这是研究这一时期赋文学史要注意的。同时认为 ,这种现象的形成 ,表明今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本身存有问题     

萧统《文选》赋观二题--兼论《文选》对赋史之贡献

萧统与<文选>,十分重视"赋".从<文选>所选的大量历代赋作中,可以清晰地至少综合出萧统的两大赋观.而且,萧统的这些赋观,对赋史的写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设为十五类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每一类目的编排次序是固定的，这既反映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更重要的亦是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赋学观念。     

《闲情赋》二论

对陶渊明人格和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的,首推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被钟嵘、刘勰冷落之时,萧统独具慧眼给陶以应有的地位。赞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趺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然萧统对《闲情赋》颇有异词,说:“白壁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车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细审萧统的文学观,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萧统在《昭明文选》序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选赋情况比较

<文心雕龙>与<文选>在汉大赋的选择上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情"赋的选择上也显现了文学观念的共同性.二者取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有关"哀伤"一类的赋及有关"志"类的赋.总的说来,刘勰选取的抒情性作品在数量上远远少于萧统,在质(情感取向)上也迥然有异.在文学的边界有些模糊的今天,更多包容地看待他们彼此的差异也许会有益于我们对文学的思考与定位.     

萧统《文选》诗歌类型划分的标准及特点

萧统<文选>所列二十三个诗歌类型,从诗歌立类的角度考察,存在着明显的题材交叉现象,缺少逻辑意义上的统一标准.但另一面,萧统以既存诗歌类别为基本事实依据,在一种相对主观的、现象化的分类意识下,又表现出独特的诗歌立类眼光,他特别着眼于诗歌取题的形式特点,力求精细,有类必立,为后代诗歌分类研究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立类体系.当然,受其诗歌立类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萧统在诗歌立类上表现出很多不足,尤其忽视了时玄言诗、永明新体诗的选录     

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

萧统具有重视文学教化功能的正统文学思想;基于其正统的文学思想,他的文体流变论对<诗经>表现出极大的尊敬,认为赋源于<诗经>,后世的赋其实就是<诗经>的变体;他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比刘勰更为合理,对应用文体的分类则详细而又适中.他的这种文学观是对当时文坛浮华繁缛文风弊端的有力矫正.     

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文选》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

《文选》分类的确有可议之处,尤其是其小类。但这往往是"天然地"存在的,所以只要对一大批文章进行较细的分类,就难以完全避免他人之"议"。姚鼐、章学诚诸家的批评主要是因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实际操作与理论要求间的差异及其"不思当时事实"所致。姚说似是而非,《古文辞类纂》亦多类似《文选》之"失";章说太半责非其所当责,少半或有理,而萧统"持之有故"。《文选》在文体分类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其更多的只是继承而非新的建树。     

“美”与“悲”——《文选》赋类中女性形象探析

《文选》赋篇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在表达人类情感的类目赋作中所占比重较大,其所选中的这些女子形象呈现出外貌美、才情美、"礼"化之美与失恋悲、命运悲、仙凡永隔之悲相交织的情形。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萧统在择文入选时"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和"止乎礼义"的价值取向。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但是这两条"客观材料"是没有从文献可信度层面辨析的。其说难以成立。《文选》只能是昭明太子一己之所撰。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