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瓦拉吉”到“罗摩盛世” ——甘地印度自治思想的宗教渊源

甘地有关印度独立、自治的思想,表现在早期对"斯瓦拉吉"以及后来对"罗摩盛世"的相关论述中。这些自治思想,无论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提倡非暴力抗争,还是对未来理想国的描绘,都借用了印度传统宗教的术语,继承了印度宗教中节制、不杀生的理念。甘地自觉地援用宗教资源,运用民众熟悉的宗教术语与表达,提升了精英化的印度国大党动员底层民众的能力,在推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印度传统宗教的现代性转化。     

《微物之神》的权力书写

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是一位深切关注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其处女作《微物之神》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反映了印度这个国家的悲剧。文章借助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探讨了洛伊在该小说中关注的印度权力失衡问题。印度社会存在着重重强权结构——帝国强权、种姓强权、男性强权,自古以来,强权者们利用暴力规劝和理性话语来维持现存的权力秩序。洛伊认为,唯有广大弱势群体主体意识觉醒,印度社会权力失衡问题才有希望解决。     

论“底层写作”之于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底层写作"是21世纪初崛起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它把关注的对象限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进城的农民工,通过描写他们进城前后以及在城市中的遭遇,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与指控,深刻地揭示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正在加大的无情现实,对底层民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底层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学品格,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残酷的真实,彰显出一种苦难美,对于我国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忍辱、逃离与流浪：论《微物之神》的女性创伤书写

运用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来解读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获奖作品《微物之神》,剖析了小说中三代女性所遭遇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将宗教、阶级、性别和创伤主题有机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不仅仅是个别女性,更代表印度女性的整体创伤记忆,同时也表达了印度广大女性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期待改变的强烈愿望。     

打好社区文化发展中的“民俗牌”

"民俗文化是指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群体生活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发展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直面社会的真实——论《大嫂谣》

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底层文学"也就随之兴盛起来。然而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其中透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罗伟章的《大嫂谣》便是如此。作者直面社会现实,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下底层民众艰苦生活的画卷,也揭露了造成底层苦难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社会的阴暗面。     

启蒙与彷徨:论赖和的文学创作与左翼思想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行者,开启了台湾文学的新时代。他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描写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是台湾"日据"时期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写照。赖和的左翼思想体现在呼吁弱小民族的觉醒、对殖民者的反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反思了隐藏在民族问题之下的阶级问题。赖和重视文学力量,提倡启蒙精神,是一位对台湾底层民众寄寓了深切同情的知识分子。     

《讲话》的前奏:五四到“左联”时期关于人民性理论的探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民性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所阐发的理论是建构"人民文学"的基本依据。五四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酝酿时期,周作人等先觉者从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学将"平民"作为叙述焦点的合理性,革命文学的论争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确立时期,理论家们普遍强调培养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强调作家的底层生活体验、表达底层民众的愿望诉求等,左联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时期,明确提出要创造"民众的"文学,其"发展"具体表现在对人民性理论三个维度——"生活体验中的人民性"、"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阅读接受中的人民性"的阐述上。     

重拾自我的荆棘之旅——《微物之神》的伦理主体

阿兰达蒂·罗伊的小说《微物之神》中呈现的最为明显的特质就是女性属下不再沉默,她有自己的欲望,这让她挣脱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种姓和性别束缚,使她从欲望的客体转换为欲望的主体。以欲望主体阿慕为切入点,借用拉康心理分析理论,探讨印度社会对女性心理和欲望的压抑,揭示罗伊作为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激进分子,以性别和种姓的双重视角,让阿慕呈现其主体性,完成其欲望之旅。     

论春树的“另类”

以《北京娃娃》成名的春树俨然已经是“80后”作家的代表,80后生人的“代言人”。她的小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她本人被视为“另类”。本文将以春树的《北京娃娃》为例探讨她的“另类”,寻找在她的另类背后隐藏的特质。     

民本主义：人权话语本土理解的哲学基础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远神近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基调,包含了“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的个别性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内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引与体认西方人权理论的文化支点,更是西方人权理论在中国获得本土诠释与理解的哲学基石。     

《国家习俗》中的物化现象探析

伊迪丝·沃顿的小说《国家习俗》通过对女主人公安蒂身处物化社会,其婚姻、行为模式均被物化,以至疏离传统而失去归属等叙写和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物化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眷恋。     

《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盖尔·戈德温的短篇小说《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因不满于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试图逃避丈夫和孩子。然而,由于习惯于这一特定的性别角色,她发现自己已无法胜任其他的角色。她陷入忧郁,最终自杀身亡。然而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度社会。     

从叙事学的角度评析次仁罗布的《传说》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得者、青年作家次仁罗布经常在小说中使用分层的叙述方式,这一现象在其短篇小说《传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传说》中,超叙述层的存在宣告了主叙述层的不可靠,并且和次叙述层遥相呼应。在这种宣告和呼应中,作品完成了对于神性的确证。     

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留美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但她在上任不久就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女师大风潮＂过程可分为爆发、扩大、高潮和余波这样几个阶段。＂女师大风潮＂的爆发与杨荫榆有直接关系,但决不是杨荫榆个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即对女师大校长之职的争夺是学潮爆发的根本原因,学生的政治冲动也是诱发学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教员的不作为甚至对学生闹学潮的支持,再加上思想守旧的教育总长张士钊对杨荫榆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学潮的不断扩大而最终不可收拾。＂反动校长＂绝不是杨荫榆一生的写照,要客观公正地看待杨荫榆,就必须全面地分析女师大事件和全面地了解杨氏的一生,这才是实事求是。     

"禹生于石"神话传说与石的文化意蕴

石是力量和神圣的象征,又有丰产和助产的作用,凝聚着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某些因素;"禹生于石"这一神话传说植根于石的深层文化意蕴,隐藏着上古历史与艺术的原始意味;作为叙事原型,它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诞生、<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石奇缘均源于此.     

论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

在教育已经陷入功利主义的今天,追问教育的真精神不仅是现代教育救赎之必要,也是教育发展之必然。教育的真精神在于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教育的神性是教育对于提升人性达致“人之为人”的意义的关爱。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精神性生活方式。教育是“爱”的事业,教育的“爱”出于对存在的虔诚而不是出于加工或塑造的自大和傲慢。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