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的尴尬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能否"为底层代言"一直使"底层文学"作家们陷入身份的尴尬与悖论当中。中产阶层的角色身份、与底层经验的隔膜以及"代言"的自我表述使底层创作一直受到质疑。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为底层代言"是他们的历史使命,真正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文情怀与历史担当。     

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辨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的关系,它们虽然取向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底层写作不能无视“纯文学”在形式探索等方面的成就;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充分借鉴“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底层写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从陈应松看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

针对新时期出现的底层文学潮流,探索其现实主义的特殊形态。得出结论:底层文学奉行高尔基的"赤裸裸的真实"观,在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和推进现实主义非经典化方面与新写实相通;在叙事立场上不同于新写实的"零度情感",而以强烈的人民性及批判性与"左翼文学"相连;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创化"形态区别于"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固守而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史上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发生

鲁迅研究虽然有一个逐渐从后期鲁迅向前期鲁迅、早期鲁迅推进的过程,但对给予了鲁迅思想与文学发生深刻影响的"童年经验"仍然重视不够。这种童年经验不仅成为终身守护鲁迅心灵的精神家园和他文学发生的原型与灵感,而且在沟通与越地远古先民的精神传承中,奠定了他热爱自由、反抗压迫的天性取向;同时在与自然、生命、农民的亲和中确立了他和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血脉相通的左翼倾向。     

《风雪夜归人》：阶级社会中觉醒者的悲剧

《风雪夜归人》常被看作是言情剧，其实它是一部优秀的左翼戏剧。它取材于真实 的故事，直面现实，大胆描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批判罪恶的社会制度，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 义精神。它表现了民国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展示了底层民众受到的现实压迫和思想毒害。 魏莲生和玉春这两个觉醒者，选择以逃离的方式反抗，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个悲剧就是 要警醒被压迫的民众，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     

代言的冲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底层表述

为遭受压抑的底层代言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代言底层与美国"政治正确"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价值判断先于分析,表态先于研究,从而压抑了思想的自由展开与深入。为底层代言的原因可能包括研究者的自我想象、媚俗努力以及自身研究实力的薄弱,其结果则是对底层的遮蔽以及对高等教育研究自身的损害。     

启蒙与彷徨:论赖和的文学创作与左翼思想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行者,开启了台湾文学的新时代。他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描写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是台湾"日据"时期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写照。赖和的左翼思想体现在呼吁弱小民族的觉醒、对殖民者的反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反思了隐藏在民族问题之下的阶级问题。赖和重视文学力量,提倡启蒙精神,是一位对台湾底层民众寄寓了深切同情的知识分子。     

从陈年的小说看底层写作

一位下岗女工陈年笔下的底层矿工生活,为了不高的理想目标有奋斗、有抗争,但更多的是作者自己心灵的呼唤。然而底层文学不应变成"伤痕文学",应当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而不是千篇一律;应当在表现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基础上,反映普通民众的精神诉求。那些忘记崇高,甘于平庸的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百姓依然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着。作者不应在描写苦难、残酷、仇恨的潮流中淹没了民众的真实意志,而成为"单向度写作"。     

论“底层写作”之于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底层写作"是21世纪初崛起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它把关注的对象限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进城的农民工,通过描写他们进城前后以及在城市中的遭遇,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与指控,深刻地揭示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正在加大的无情现实,对底层民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底层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学品格,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残酷的真实,彰显出一种苦难美,对于我国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

"左翼"文学是绵延在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基本、最有价值的文学精神.随着学术实践的逐步积累以及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左翼"文学运动不仅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时代、文化背景,而且"左翼"文学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价值传统在新世纪以来的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再现和延续,并以其"异类"的声音,对现实的关注和犀利的批判,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和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奔走疾呼等等,提醒研究者来注意它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人道主义:高尔基与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对话

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迥异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人道主义涵纳的底层情怀、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特质,引发了鲁迅、茅盾、夏衍、艾芜等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共鸣与对话。这种共鸣与对话或表现为高尔基文学创作对左翼作家的直接影响,或彰显为高尔基与左翼作家精神层面的相互呼应。这些影响与呼应的存在,极大丰富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世界,形成左翼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忧郁”：《上海屋檐下》的隐型意义

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描摹上海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主旨,源于1956年作者的后叙述而定论。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大众、作者与意识形态“合谋”之下的“意图谬见”。文本的隐型意义在于中国革命以及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陷于革命、情爱与生存等诸多困境中的“忧郁”情怀。夏衍作为批判者的警醒与冷静,以及身为历史在场者的沧桑与悲悯,逾越了文学史家眼里左翼革命家身份的界限。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庄出于儒"

庄子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但也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本文综述“庄出于儒”的几种观点,然后从庄子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昭示,《庄子》寓言对孔子的借重,以及庄子同颜回的相似、相通之处三个方面进行考稽、分析,指出庄子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并认为“庄出于颜氏之儒”说有一定根据。     

启蒙现代性的“矛盾”书写——兼论茅盾的报告文学话语

茅盾的报告文学话语,呈现观念与经验的流动"场域",折射出左联的现代性预言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诉求之间的交叠与裂隙。在科学主义认知观的支配下,具有为现实撰史雄心的茅盾,在理论著述上强调报告文学写作的真实性,但在观念形态的潜在影响下,他本人的创作与编辑活动,在不期然间提供着有别于官方叙述的另一种想象中国的真实方式。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革命化”的改译——论中国现代改译剧的改译策略

中国近现代,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话剧译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改译策略,即＂革命化＂的改译方法：人名、地名、时间、风俗习惯和故事情节基本上保持洋化的原貌,但部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据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下特殊的国情和时局有相应改动。这类改译剧主要集中在文明戏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戏剧时期。总结现代改译剧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如何更好地译介外国戏剧,促进中国话剧的发展,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叶梦得《岩下放言》考

《岩下放言》系叶梦得晚年归老卞山后所作。既有一、三卷本之别,又有《稗海》中署名为郑景望的《蒙斋笔谈》的混淆。经考证,《稗海》之前,没有《蒙斋笔谈》的著录;宋代六位有"蒙斋"名号的人、宋代另外两位"叶梦得"以及郑景望本人都没有《蒙斋笔谈》的记录。《蒙斋笔谈》的大部分内容与叶梦得关系密切,且与《岩下放言》的中下两卷内容完全吻合。《蒙斋笔谈》应系宋元以后的人误托郑景望之名,裁剪《岩下放言》之内容的伪作。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蚯蚓”慧眼识风云——对夏衍“蚯蚓眼”专栏杂感的传播学解读

“蚯蚓眼”是夏衍于1946年在上海《世界晨报》上开辟的杂感专栏,文章多短小精悍,有些甚至只是标题性的,信息十分丰富,但其样态与我们所习见的文艺性杂文有许多差异。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其解读,从中可发现夏衍杂感的一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