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山东儒学的地域性特征

自孔子后,儒学的传承是按两条理路行进的,一条是忠于儒家经典"六经"的注释和传播(继承),一条是对儒学的创造性改造(创新).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山东的学人因处"圣人之地",自荀子以后就选择了对儒家经典注疏这条理路,而荒于对儒家思想的创造.所以,山东的儒学研究在汉代显赫,自宋以后显得沉寂.这构成了山东儒学发展的地域性特征.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论儒学发展中传统家训的积极作用及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是儒学深入家庭的表现形式,它以儒学为理论基础,体现着儒学的价值观。传统家训强调儒学的重要性,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标准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将儒家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的道德要求在家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推动了儒学在家庭中的普及和传播。传统家训对儒学思想进行阐释和发挥,使其含义进一步扩大加深,使之更趋近家庭教育需要,并根据社会实践需要作出调整,使儒学思想接近实践并具有实用性、操作性,拉近思想和实际的距离,推动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儒学发展过程中,传统家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代,应当发挥优秀传统家训及儒学的当代价值,使其在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使传统文化经过批判继承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宗教传播与文化调适--关于佛教儒学化与基督教儒学化的比较研究

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儒学化或儒学伦理化.佛教和基督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曾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但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有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儒学渊源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继承了汉末清谈以来的儒家传统,其儒学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官方正统儒学思想;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儒道会通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潮,从中可探寻儒学发展的历程.     

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

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新加坡儒学伦理的复兴与发展

本文介绍了新加坡复兴与发展儒家伦理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概述了新加坡在复兴与发展儒家伦理过程的几个特点：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舆论宣传与制定相应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推广教育有机结合;继承发展儒家伦理的精华与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有机结合。这些有效的经验对于儒学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不无借鉴之处。     

论王安石对宋初儒学的继承与开拓

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大量经籍遭到破坏.北宋建国后,官府着手校定和重新编纂典籍,在这种形势下,章句训诂之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仁宗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形势,士大夫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学也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了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明体达用"之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在继承宋初"明体达用"之学的基础上,把"义理"和"道德性命"融入儒学系统,对儒学经典进行了重新阐释,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

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始自19世纪中叶,早期是通过当地华人社会办书院、学校来传播除了教材,还辅以对朱熹和孔子的崇祀.自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学的华文课本成为传统上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而本地大学的中文系以及延续的研究院则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成为儒家流传和研究的最理想场所.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新加坡兴起了波澜壮阔的儒学运动,儒学思想最终找到了流传和发展可以依附的体制.     

儒学的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儒学

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必须从关怀人类未来前途的角度出发,以深刻的悲情大愿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回向天地社会,以话语的方式将古今圣贤一脉相承的生命体验呈现给人类.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由人来担负的,儒家的真精神也是透过人格力量才有所体现的.离开了屹立在历史文化之上的具体人格,我们将无从感到儒家活泼、生动、感人的真情神.人格化的儒家精神不仅具有感召力量,而且也能厘定文化的价值秩序.人格化的儒学和儒学的人格化容易直入人的心灵,在理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引起人们的共识性认同,从而在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儒家的生活智慧是将形而上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智慧,主要以礼乐的形式给日常生活世界带来贴近人生的秩序化价值和富有生命气息的本体意义.因此既有必要重视儒学广大高明精微的一面,关注由于超越的冲动而激发起来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行为,同时也有必要发扬儒学笃厚平实中道的一面,致力于世俗世间人的具体生存如何合理合情安顿的问题.     

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济南大学儒学研讨会将于5、6月召开

一年一度的济南大学儒学研讨会将于1998年5、6月召开.会议主题为“继承发展儒家学说,促进道德文明建设”.会议将立足于本校专家的研讨,并将邀请国内著名儒学学者与会,预计会议将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果我们说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是在受到外来印度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的冲击后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并曾传播到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近世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但是,这第三期儒学的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儒学与文学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无不深受儒学的制约和控驭。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是多元的,但儒家的文学思想在古代文坛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关于文学的功能目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无不与儒学有关,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离开儒学谈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就不能得其要领     

论儒学政治化的原因——从先秦儒学的内在品质看

由先秦儒家创立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在学派思潮林立的争鸣较量中胜出,并在西汉之后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官学地位,从而使儒学政治化.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儒学有其赖以生长发育的经济土壤和社会环境外,还得益于儒学理论内在逻辑一致和情感普遍认同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