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朱陆之争"是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问题,它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之始终.正是由朱陆之争这条线索出发,余英时先生发现了近世儒家思想演进的内在秘密,那就是: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横向的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和平衡.同时,在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由于朱陆之争这条线索的发现,余先生提出并实践了"内在理路"的学术文化发展理念与研究方法.在宋明理学如何转向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中,余先生认定"内在理路"说解释的有效性.而这一"内在理路"又可概括为两大精神或要义:一是强调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一是注意抉发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统.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转向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的复兴有重要启示.     

何为“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并不是孔子、孟子乃至荀子曾说过的、传统的因而是经典的儒学话语,而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并言人人殊的问题.它是现代新儒学中的核心概念,表现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认同.所谓"内圣外王"是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说这有点类似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一种体味与思索."内圣外王"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内圣外王"在中国的"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中,成为"人"对"此在"的一种"终极关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圆圈".现代新儒家的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作出的.     

唐代儒学的新变与唐宋转型

唐代儒学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唐以后,唐代儒学在春秋学派经学观念以及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为宋代儒家的兴起作了准备。唐代儒学的这些成就,在方法上得益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内容上,则说明了儒家发展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     

西化的孔子——《孔子的道德》英译本八十条箴言评析

英文版《孔子的道德》是世界上最早的孔子学说英译本。它完全转译于由德.拉.布鲁纳根据柏应理等耶稣会士所译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而编译而成的法文版《孔子的道德》,后一百余年,未见新译本问世,其对于英国知识界的影响可窥一斑。拟从以柏应理为代表的明清西方传教士入手,以此译本中的八十条箴言为重点研读文本,与中文原文对照进行评析,探讨传教士们如何翻译儒家经典及其启示。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近二十年孔庙研究成果综述

随着"国学热"和海外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研究孔子和儒学,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和儒学精神的物质载体,因此,研究孔庙对于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孔庙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本文通过以时间为轴分类、分主题的梳理方法,将近二十年来的孔庙研究成果予以综述,肯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不足,并对未来走向提出期许。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李商隐“非儒”思想及原因

李商隐＂非儒＂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合非儒家祖师周公孔丘及学说;二是单非孔丘及学说;三是非儒家圣贤;四是非韩愈。第一、第二是李商隐向儒家先师和学问发起的挑战,第三是对儒学根基产生的质疑,第四是实践应用。李商隐＂非儒＂思想的出现与唐代教育体制和宽松学术氛围有关,与本人学养来源和坎坷经历有关,与青少年时代个人的学道经历有关。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