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境"之探——从解释学角度剖析诗歌翻译中的"意图"

本文首先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论证了诗歌翻译中"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进而探讨树立诗歌翻译新标准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西方认识论中的"两元"体系和中国传统诗学的"三元渐进论",以及对汉诗英译的两个个案分析,得出结论:诗歌翻译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语言符号的机械性解释,而应该综合考虑诗歌内容、创作背景和表达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达所谓的"化境"。     

"形"与"神"的统一——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凝练,形式整齐,内容丰富,韵律严格,修辞手段多样.因此,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翻译必须把握好艺术意境的传达.另外,汉字的特殊构词方式和字句的对仗本身具有直观的形象美.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注意保持"形似",而且应深入其深层结构,挖掘语言的内涵,使译文具有同样的诗情画意,译形以求忠,译神以达众,从而达到译作与原作"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尽可能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和风格.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几个问题

诗歌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体,诗歌翻译既追求"神似",也追求"形似"。诗歌翻译中要体现原诗的意象美和形式美,讲究语言的准确性,并保持文体风格的一致性。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诗歌英译中“意义”的审美重建

诗歌中的“意义”呈现出人“诗意的存在”,是诗歌的灵魂,也是诗歌翻译的核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移情、想象、联想等方式领略原诗的审美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原诗的意义通过意象和语言进行审美再现。从唐诗翻泽的不同版本中可以看出,其翻译策略或接近原诗的语言和意象,或对原诗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发挥译者自身创造力的重写。无论如何,诗歌翻译都是译者对原诗进行审美重建的创造。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隐喻翻译

一般认为隐喻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但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丰富.因此诗歌被称为"隐喻式的语言",而诗歌中的隐喻的翻译直接影响到译诗的表现力.主要论述诗歌隐喻翻译中意的结合问题.     

从顺应论看一首中国古诗中"情"的文化翻译

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人往往将内心的主观情感外化于客观的景物.诗歌翻译不仅仅是韵律形式的翻译,更要关注诗人内心情感的传神表达.顺应论作为对语言使用的综观,已被应用于文化翻译的研究,但从未有学者将之应用于诗歌中情的翻译.翻译实践说明顺应论是解决诗歌中"情"的文化翻译的有效方法.     

"去蔽"却未"澄明"的译者主体性——体验哲学视角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文化转向"虽然使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但同时又将译者视作文化诸要素主宰下的"失语者",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切身体验化为虚无.借助体验哲学的认识方式来考察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以此重新审视译者及译者主体性,则有助于恢复译者个体体验的真实在场性,从而克服文化学派视野中单纯的译者社会学研究.因此,坚持由语言的体验观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让译者回归主体之"体",实现译文基于体验上的与原文之对等.     

海德格尔"思与诗的对话"思想研究

"思"与"诗"是人类"应和着道说而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之间既有"隐蔽的亲缘关系",又有一条"很深的鸿沟",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比邻而居"。这既决定了它们"对话"的必要,又提供了它们"对话"的可能。通过"思与诗的对话",人类可以重新达乎"诗意地栖居"。这种"诗意地栖居"乃是通过"语言"的"诗化活动"来实现的。"思"与"诗"的分离导致了"语言本质"和"诗意栖居"的双重失落,而"思与诗的对话"正是人类"追忆"和"重返"精神故园的道路。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诗情只待成追忆,喻情达意也枉然——论诗词翻译中隐喻的消解

随着中国的诗歌越来越多被译介到西方世界,诗词的翻译标准也成为了翻译界争论的主题,诗歌的翻译的标准是"忠实原文"还是"再创造",是以作者为中心地翻译,还是以译者为本体的传达,诗词的可译性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本文从诗的"表现"与"再现"的角度入手,分析诗歌中隐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消解,进而说明诗歌情境的不可译性。     

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审美向度

当代诗歌正逐渐远离崇高的、形而上的美学追求,探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民间立场"挑战"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文化而导致的诗学内部裂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使高雅文化形态更加贴近大众文化。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阐释和审美泛化也产生了大量语言俗白、情感缺位的"口水诗",从而遮蔽了诗歌的终极精神和语言魅力。当代诗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歌的"诗美"和"诗意",在日常语言结构和生命体验中保持诗人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和精神向度,自觉于诗歌的本体审美向度。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诗歌翻译的审美距离

诗歌翻译过程中有五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译诗实现原诗的审美饱和度:首先是两个文本兴发方式的差异;其次,近譬式与远譬式取材方式的不同;其三,译者客观性的"之谓"式表述方式和主观性的"谓之"式表述会影响原诗和译诗之间的审美距离;其四,对诗歌器用审美结构的调整也会造成原诗和译诗在审美旨趣上的差异;最后,"明辨"式或"忘言"式的诗歌语言表征会对诗言与诗意之间的审美距离产生影响。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阅读者的"在场"与"不在场"--文学阅读行为中的人学辩证法研究

文学阅读行为既是阅读者与文本以及写作者的一种对话行为,也是阅读者在阅读行为中主动参与、介入,与文本、写作者、自我建构对话关系的一种行为。在文学阅读行为中,阅读者的主体能力的参与形成了他的"在场",而文本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对于阅读者的"在场"产生一种反向解构力,这种反向解构力又导致阅读者的"不在场"。这种阅读者的既"在场"又"不在场"的辩证关系就构成了文学阅读行为的人学辩证法本质。     

从许渊冲的"三美论"视角看"三吏"英译

俗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诗圣"杜甫的经典之作,对其英文译介却为数不多.作为翻译大家,许渊冲以精湛的翻译技巧在"三吏"诗歌翻译中再现了"三美论"之意美、音美、形美的美学特征,堪称诗歌英译的典范.从"三美论"视角品鉴许渊冲对"三吏"的英译,既可以感受诗歌英译的创造性美感,也可以得到英汉文化差异带来的艺术享受.     

浅谈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

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把一种语言的诗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诗,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使译文具有一定的诗歌格律,即"以诗译诗",体现诗歌的节奏和音韵.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诗歌意象美的传递——以唐诗英译为例看诗歌翻译

诗歌的意象为诗歌美的重要体现形式,而意象的翻译直接关系到原诗美的传递.本文从美学角度出发,着眼于诗歌"意象"的定义和审美特征,阐释了诗歌的意象是人的存在形式通过"赋比兴"等手法而进行的诗意的表达,而人的本性和事物的异质同构的特点使诗歌意象的翻译成为可能.本文结合唐诗英译的例子,通过对译本分析并总结出,诗歌意象翻译中对原诗意象和意象背后的意境的理解是关键,在实践中还要结合译入语境对意象作阐释或调整,这些策略对诗歌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