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市场信息系统分析——兼论我国资本市场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现代资本市场是以信息为轴心的市场.市场参与者既是信息需求者.同时又是信息供给者.资本市场信息运行系统是由信息供给、信息需求、信息传播与流通等组成的有机系统.我国资本市场信息供给和需求主体的信息行为尚不规范.信息传播和流通的"信道"尚不通畅,信息流通的效率和质量低下,信息供求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旨是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运行系统.实现由"消息市"向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市"过渡.     

新农村建设与中部农村信息传播——安徽省六安市农村媒体接触和评价状况调查

本文以安徽省六安市农村为例,实证调查中国中部农村地区信息传播情况.调查发现,中部地区农村的信息传播与沿海发达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受众信息接受与消费方式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电视在大众传媒中接触频度最高,报纸、杂志、广播以及互联网接触频度较低.娱乐是该地区农村受众接触大众媒介的首要信息诉求.通俗易懂、信息量、及时性是该地区农民受众媒介评价的主要关注要素.     

着力提升农业类电视节目的品牌影响力——基于江西省农村收视情况的实证调查

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江西农村为研究对象,针对电视特别是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情况进行专题调查.当前电视对农信息中主要有财政投入力度不足,播出时间和内容与农村受众的实际需求错位,农业类电视节目收视份额、知晓度、认可度和忠诚度低等.在分析有关数据的基础上,从提高电视对农信息传播效果、构建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体系、形成对农传播新格局、满足受众需要、拓展受众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电视文化传播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来自全国27 个省市区农户的调查报告

文章采用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了解农村电视信息服务需求、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探究电视文化传播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供第一手资料。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最需求的信息是新技术类信息,但电视传播农业新技术的效果欠佳;而通过电视媒介传播“文化信息”对农民的观念改变、乡风文明建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提出电视虽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可电视不是万能的,应正视电视传播信息的功能;电视的单向信息服务模式不能满足农民的科技信息需求。建议利用电视媒介自身的传播优势,充分发挥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职能作用;提高电视媒体采编人员的乡村传播素质,重视农村电视节目议程设置,不同级别的电视部门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所需,提供贴近性科技信息;同时,增加对农节目的播出时数,重视农民受众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农节目的参与性等。     

股市群体选择策略的会计信息披露博弈分析

从生物学理论视角分析,会计信息的披露效果是个体利益追求与限制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会计信息的生产者,上市公司希望凭借其信息优势获取筹资和继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作为投资方和其他信息相关者更迫切了解信息的真实性,因此信息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在所难免。通过成本效益原则对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进行静态和动态博弈过程分析,能够更明晰地了解不同群体的决策依据,为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创造良好的基础。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及其模式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是教育者有意识、有目的的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彼此共享、互动、共识的社会行为、活动和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模式主要有信息源、教育者、讯息、媒介、受教育者、反馈、环境和效果等要素与环节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及其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分析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简明、直观、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从信息传播看大众传播媒介

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信息来源.一般来说,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是由媒介组织、产品、受众和反馈等要素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决定着新闻、舆论、知识、广告、文化和文艺等信息传播内容哪些可以被传播以及怎样传播.媒介通过对象性、互动性、兼容性、科技性和经济性的信息传播,发挥着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功能.媒介要使信息传播更有效,应该努力给受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激发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并采用适当的传播形式以增强信息的刺激力.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农户农膜回收行为——以黄河流域农户为样本

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随意丢弃废旧农膜严重影响人居生态环境,如何有效促进农膜回收成为当前乡村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基于黄河流域六省1 93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社会网络、信息获取对农户农膜回收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农膜回收行为占样本区农户农膜使用行为的60%。(2)社会网络的高度和广度是影响农户回收行为的重要因素;信息获取的数量和质量对农户的回收行为同样具有积极影响。通过边际效应分析发现,相比于社会网络对农户农膜回收行为的影响,信息获取的作用效果更优。(3)信息获取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膜回收行为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基于此,建议未来在促进农户农膜回收利用过程中发挥社会网络的媒介作用,加强和完善信息传播机制建设,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同时,建议重视政府监督力度和村内环保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试论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及特性

讨论了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的特点,如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具有对象性、双向互动性、兼容性、科技性和经济性.提出了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认为通过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可实现信息的全社会共享,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     

论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引导

负面新闻信息作为正面新闻信息的对立面,是大众媒介经常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内容。任何新闻信息在媒介的传播中,均有正、负两种效果。要将负面新闻信息的负效果降低到最小程度,媒介须通过对负面新闻信息的选择性传播、倾向性传播、舆论引导等有效途径,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正面引导。     

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述评及发展趋势探讨

以村、村干部及村干部培养的概念界定为着眼点,分别从村干部胜任能力培养、村干部职能意识培养、村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干部培养等四个方面对近年来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进行述评。研究认为,村干部培养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对村干部培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多变、与时俱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深入认识新时期村干部的新问题和新职能,系统研究村干部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逐步完善村干部的激励和保障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和计量分析程度。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宗族势力对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及遏制对策

宗族势力的复活及膨胀是制约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消极因素。目前,宗教势力对农村的市场化进程、法治化进程、基层政权建设以及文明进程产生了多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加快农村民主法制进程、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完善基层农村社会监控体制等措施,遏制宗族势力,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江西省都昌县黄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显明,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村支部往往取代村委会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当选的村干部不为民谋利甚至以权谋私,又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约束,结果造成村支部与村委会、村民与村干部关系紧张,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遇事多采取制度外政治参与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整个社会管理运行成本的增加。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制度创新、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团建设、政治宣传、舆论监督等方面入手,通过村民自治实践培养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培育和壮大农村市民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政治环境和制度支持。     

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生长与逻辑的考察

1989年,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试点。此后至今,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走过了24年的历程,安徽已有10多个县市的几百个村进行了实验、试行、运行,从未间断。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经历了"单个村范围内试点"、"乡范围内村实验"、"跨镇范围内村试验",直至"县范围内村试行"。"组合竞选制"的诞生是实践、理论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观探索与客观背景紧密结合的产物,并且因地制宜地探索了中国特色"草根民主"的具体发展形式。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内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是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高等农林院校大学生“准村官”培养机制研究

通过阐明高等农林院校开展大学生"准村官"培养的现实意义,分析农林院校开展"准村官"培养过程中的独特优势,提出了构建大学生"准村官"培养机制的措施:(1)制定"准村官"人才培养目标;(2)设置具有层次性的"准村官"相关专业;(3)开设富有实用特色的"准村官"课程;(4)开展具有实战性的"准村官"挂职实践;(5)建设多元化的"准村官"培养教学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