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孔丘论"学"过程初探

孔丘最早对“学”的过程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学”是一个流程，应该分为“博学”，“思”，“习”，“行”四个递进的阶段，这对我们研究教与学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重构

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江苏省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了解新时期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情况，提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法上从“教育”转向“服务”，培育方式上从“局部”转向“整体”，培育平台上从“课外”转向“课内”，效果考核上从“成绩”转向“素质”，培育目标上从“短期”转向“长远”，培育机制上从“学校”转向“社会”。     

为优化“整体识记”支招

《语文课程标准》对“识字”的要求是：“一、二年级认识常用汉字1600-1800个，其中800-1000个会写。’’伴随着识字量的增加，“整体识记”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教学策略，肩负着“识字提速”的重任。“整体识记”即把汉字当作一个整体，不要求对字形做过细的分析，通过各种方式让生字反复再现，从而实现对字形的整体记忆。但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整体识记”在追求识字“量”与“速”提升的同时，识字的“质’，却有所降低。笔者曾对一、二年级学生做过调查：发现学生中较多地出现形近字混淆，识记出错等现象。例如：把“陪”认成“部”，把“晴’’认成“睛”，“喝”认成“渴”，把“初”中的“衤”写成“礻”等这些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出错的频率相当高。     

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     

释“零”“落”兼释“受”“萚”

释“零”“落”兼释“受”“萚”谢质彬一释“零”“落”“零”与“落”是同义词。古籍中常见。有时合用，有时分用，意思一样。《说文》：“落，凡草曰零，木曰落。”这是就对文而言；若是散文，则二者可以通用。训诂家所谓“对文则异，散文则通”，指的就是这种情况。那...     

论王国维的“本色”观——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王国维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真情”的看重，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欣赏。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相比较而言，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对作品的评论，他更多的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论《庄子》中“游”之精神指向

“游”是贯穿《庄子》一书的关键字眼，亦凸显了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内涵。庄子以对人生的探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游”的人生状态予以体味，“游”彰显了“无待”、“无为”的主体自由精神和生存状态。以“游”之人生为枢纽，辐射至哲学、艺术、政治等层面；以“采真之游”为核心，指涉“天游”、“心游”和“无为而游”等多重人生处境，呈现出“游”的多重精神指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野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之内。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抗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必然性——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辨析

马克思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是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对他所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作出不同的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封闭的、肯定的、科学的,所以历史必然性在它那里就表现了永恒不变之道;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否定的、辩证的,所以历史必然性在它那里就表现为革命的价值理想。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赵翼论新、旧《五代史》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体包括“史法”和“史事”两部分 ,“史法”部分主要考察新、旧《五代史》的史料来源、体例、书法 ,评论其优劣得失 ,揭示其文献价值。“史事”部分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 ,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 ,从中抽象出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 ,探讨其政治得失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 ,揭示其史学价值。     

宋代三苏的史论

宋代三苏文史兼长,史论作品极为丰富。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主要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两部分,前者以观风察势为核心,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后者以苏洵的经史观、苏轼的正统论和苏辙评论《史记》最有名。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史记》与清人的史表研究

史表作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代史家追踪马迁,或编纂史表,或研究史表,使史表的内涵和功能有了多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这一点在清代史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为前代史家所少见,说明史表在清代已臻于成熟。他们对史表编纂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对今天的史书编纂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动补结构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过程探析

动补结构①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过程是语法学领域一个较为重要的课题,目前专家学者对其研究分歧较大。本文在分析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紧邻的句法环境这一必要条件决定了动补结构的历史来源只能是连动结构这种形式;连动结构的四种格式在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发展为动补结构。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家反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