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基于未成年人的主体特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改造应与成年人区别对待,将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分离,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在时机成熟时颁布独立的《社区矫正法》,并在其中单列一章专门规定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建立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并在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中设立专门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对现有的管制、缓刑、假释加以完善,增加社区服务和家中监禁等社区矫正项目。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中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法学研究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有了新的变化。未成年权利保护的核心是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权利,本文从宪法的角度阐述了我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实然状态以及已采取的对策,并从人权角度提出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应具有的思路。     

程序与实体: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的改造

虽然社区矫正制度已正式写入《刑法修正案(八)》,上升为法律法规,但相关规定仍需细化.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未成年人犯罪特别诉讼程序已是大势所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更应加以重视.现有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体现着“行政化”的特点,不仅需要对其进行实体层面的革新,更有必要对其加以“诉讼化”改造.通过中立的法院对分类矫正方式进行裁决,注重多方参与,采纳检察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社会调查等方面意见.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裁决程序及执行程序中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和身心特点对其加以评估,执行个性化矫正,并利用监督程序保障矫正效果.     

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路径

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专门教育制度替换了工读教育制度与收容教养制度，但专门教育制度仍延续了工读教育制度、收容教养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偏离矫正优先的制度创设初衷、不当限制罪错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矫正效用不佳，及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等问题。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应摒弃社会管理者视角与社会防卫优先的管控立场，转而从监护人视角出发，遵循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兼顾社会防卫的基本立场；从封闭管控目的与期限着手，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积极运用社会场域开展社会化矫正活动，提升矫正活动的科学性与效用性；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留守儿童社区矫正的检察保护探析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做了专门性的规定，有力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在适用社区矫正的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在对这些留守儿童进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应加大监督力度，创新监督方式，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系统性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观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而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适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社区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注意刑事侦查羁押慎用、审判专门化设置和社区矫正的社会化是社区矫正功能发挥的关键。     

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及其立法贯彻

社区矫正对象与监狱服刑人员一样,属于“犯罪(受刑)人”群体。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必须突出对矫正对象权利的保障。鉴于社区矫正立法的阙如,在中国未来的社区矫正法中,应明确肯认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并在规定社区矫正实施机构的管理职权和社区矫正对象的义务与权利等方面,要创设人道、科学、系统化的制度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权利。这既是落实宪法和有关国际人权规约的立法要求,也是革新社区矫正制度的根本价值所系。     

二元化视角下的监护失职行为刑事治理模式研究——保安处分与刑罚处罚并存互补

面对当前社会中监护人严重失职行为,现行有关法律却难以规制。文章从未成年人权利和父母权利、家庭自治和国家亲权、情理与法理的反思等方面进行分析,确证监护人失职应承担包括刑事法在内的法律责任。立足于我国家庭文化传统,借鉴域外有关监护失职的法律规定考察失职监护人责任承担的形式,建议应建立相应的保安处分与刑罚处罚并存的二元化刑事治理模式,真正实现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引入中国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非监禁刑的大规模适用是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非监禁刑比例极低,应当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作出改革:第一,将劳动教养轻罪化,基本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第二,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审前释放和暂缓起诉制度.文章还对当前社区矫正试点中志愿者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庭审诉讼指挥权：问题及排解

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有其理论依据,它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实质公正,也符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当前法官在行使庭审指挥权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应从五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即加强庭前准备工作,明确庭审指挥权的内容,建立庭审指挥权纠错机制,建立家事案件庭前调解制度,强化对法官的庭审能力考评工作。     

理工类院校加强人文教育的思考

针对当前理工类院校人文教育普遍相对滞后的状况，指出应转换教育观念，重新认识和正确定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对社区矫正对象分阶段教育之探析

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分阶段教育,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在具体实施分阶段教育时,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个别化教育原则以及系统性原则;要根据矫正对象在接受矫正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等方面的情况,在不同阶段设定相应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并由不同的矫正教育主体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同时,为提高矫正教育的实效,在实施分阶段教育时,还要注意教育者自身的素养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

社区矫正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其适用规模应与现实国情相适应。在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实践中,"过柔"的感化做法损伤了社区行刑的惩罚性质。在立法模式上,社区矫正宜采取"先下后上"的路径,并应引入社区矫正官制度。我国尚欠缺发达的社区模式与成熟的社区构造,故社区矫正不宜无限制地扩张适用。目前,社区矫正面临精细化与程式化的技术要求。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实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两种矫正方式应力求实现互动衔接。     

完善产学研基地培养模式与机制，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

文章结合高校研究生教育实际,围绕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这一目标,探讨研究生教育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在培养模式上应当从选配研究生导师、建立联合基地、开拓教育平台、依托重大项目和学科性公司联合培养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试;在管理机制上应当从构建组织机构、完善管理机制、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试。     

案例教学法初探

在法学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根本目的在于 ,引导学生在“学会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创新能力。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 ,以案例讨论、庭审观摩、案例辩论 ,模拟审判等多种形式对案例教学法进行全方位的探索。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应当是精选的范例 ,展示案例事实要善于使用多种手段 ,测量教学效果必须要有科学的立足点     

论社区矫正中矫正地变更的若干问题

我国以社区矫正人员的居住地为矫正地。矫正地变更主要包括迁居型、暂离型、外出型三种类型。迁居型矫正地变更后，由新矫正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正；暂离型矫正地变更后，由现居住地矫正机构委托异地暂时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正；外出型矫正地变更须由现矫正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延伸矫正，并强化矫正措施。     

完善与救济: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司法适用的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适用离不开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其中检察院提供的量刑建议对于审判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北京地区2017—2018年公开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裁判文书的分析,其中量刑建议被拒绝后审判结果更轻,倾向于采用矫正刑,并且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更加慎重。在量刑建议的司法适用过程中,体现了按犯罪嫌疑人区分量刑建议、提供理由、完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量刑建议格式化、幅度过大以及违反客观规律的弊端。对于量刑建议,应该从文书样式、衡量标准以及规范幅度入手,辅以值班律师的加入,进行优化。对于量刑建议被否决后救济程序的构建,应该让法院予以说明并且构建通畅的检方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