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龙舞”形式内容、功能特征和价值意义的社会学阐释

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人龙舞”的起源、结构、功能特征和价值意义．研究发现“人龙舞”具有中原“龙”文化和海洋文化双重特征．其功能主要表现在教育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和健身娱乐功能;其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强身健体、推动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     

关于“龙母”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关于“龙母”或“孽龙”、“秃尾巴龙”的传说故事,早在东晋陶潜《搜神后记》中即有论述,一千五百年来一直为中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孽龙为家庭、社会所不容,不得不远出闯荡江湖以求生存,却又眷恋故土家园,不忘生母养育之恩,满怀乡情与亲情,成为一个古老怪异又有着深邃历史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文化图腾与国家形象——跨文化交际视野下国家形象符号化比较研究

从文化图腾到国家形象,中国“龙”经历了历史的洗礼,也在世界格局和文化体系的扭转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中西方对龙的解读纯属一个历史的误解,也是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跨文化沟通的结果。无论当时是否促进了文化间的理解和互动,今天的中国龙在经历天朝帝国、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和民族觉醒的阶段后,开始由西方的文化解读转变到让西方按照中国的文化语境去认知,这不仅是龙的文化蕴涵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改变的体现。     

“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龙游商帮文化的“可视性”旅游开发策略

龙游商帮以一县之域跻身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之列,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将这一商帮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并开发成可视性旅游景区,是龙游旅游文化之神韵,也是龙游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文章提出了以“鸡呜山民居苑”为载体,以龙游商帮文化为文化主线,打造“浙商故里”旅游品牌的开发策略。     

英语借词里的“龙”

汉语“龙”的英译历史至少已有200年，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对应的英语专名。从借词角度，梳理“龙”的英译现状及其含义，可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文化输出和接纳这一对矛盾的理解。     

古代历史家在“刘邦出山”上所做的骗人文章

古代历史家曾在“刘邦出山”上大做文章,偏造了不少离奇的故事。 一曰“龙种”。刘邦出生时,其母王含始“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诗含神雾》云:“赤龙感女媪,刘季兴。”一句话,刘邦乃“人龙混种”。从长相看,是龙的化身。“颜貌”可谓“隆准而龙颜”,正如“集解”引文颖注:“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体形有龙的标志,“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如《合诚图》云:“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并以武负、王媪所见证实,“见其(指刘邦)上常有龙,怪之”。所以,“每酤留饮,酒售数倍”,“两家常折券弃责”以示尊敬。     

探究龙文化

从古到今,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同样,在中国文化中,龙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龙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探究龙文化的途径之一。     

论残雪与芥川龙之介的“丑恶”叙事

中国当代先锋女作家残雪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两人的作品都聚焦人际关系冷漠、精神的枯萎以及社会丑恶，因此可称之为“丑恶叙事”。两者的不同在于：残雪的丑恶叙事背后始终有对精神突围、灵魂自由的期待，与其说她要表现现实的丑恶，不如说她要表达精神理想对现实困境的超越；芥川龙之介在悲观主义哲学和自身经历的影响下，专注于揭示人性的异化，透露着深深的虚无感和幻灭感。     

猪龙根三部曲──生殖:赵宝沟文化雄性野猪龙的浪漫主义神话 礼治:伏羲氏“龙师”是红山文化的特定产物 崇祖:殷商甲骨文的“龙”字都是雄性野猪龙

小山出土的赵宝沟文化陶尊上刻画的是一幅原始“伊甸园”图画，讲述的是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雄性野猪龙追求“玄牝之门”的浪漫主义神话。《左传》郯子所言“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能够而且也只能够从红山文化的颁酋之礼中得到确证．太氏就是伏羲氏．“龙师”就是红山古国佩带玉猪龙的酋长。段商甲骨文的“龙”字都是雄性野猪的象形．“龙”字或从目（席），其意即“席龙”（“席尤”者，凭藉祖先之伟大与光荣也）；或从辛，其意与“商”字从辛、“凤”字从辛一也，都是为了表示商族对其先人高辛氏的赞美和缅怀。直到现代的汉字繁体，还是从辛雄性野猪龙。这就是始于赵宝沟文化的七千年以来原生形态始终不变的猪龙根三部曲，也就是商族的历史逻辑三部曲：生殖──礼治──崇祖。     

龙、龙图腾与龙的传人——兼驳一种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未曾存在过龙的图腾,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是"误谈",这是不了解龙产生的历史及龙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历史记载、考古事实等都证明,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人祖伏羲、女娲,到炎帝神龙氏、黄帝轩辕氏,直至夏禹一族均为龙图腾——龙之传人;中国南北许多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都是龙。龙是中华凝聚力的象征、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象征、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象征。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龙文化的现代精神

新千年之首又恰逢中国龙年 ,此种幸遇三千年才有一回 ,举国上下莫不为此欢庆雀跃。龙 ,这传自上古的图腾 ,飞越数千年 ,在新世纪将以何种价值与现代文化接轨 ,本文拟作一探讨。一、中国龙的文化意蕴1.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追溯始祖和共祖的传说 ,在各种传说中以龙的传说历史最久 ,覆盖面最广我们的祖先自有图腾崇拜以后 ,龙就成为最早的崇拜偶像。在商周的甲骨文、金文中有生动的象形字和见龙、祭龙的记录 ,在先秦的青铜礼器中还有栩栩如生的造型。《说文解字》说 :“龙 ,鳞虫之长 ,能幽能明 ,能细能巨 ,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对…     

“板凳龙”背后的文化徽州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元宵"舞龙灯"之俗亦由来已久。休宁县山斗乡有着流传已久,且独具特色的"板凳龙"这一民俗事象,其记载繁见于徽州的地方文献中。通过对当地青岭村村落概况及元宵节"板凳龙"习俗的研究,反映出中华汉民族地区的"龙"信仰在徽州地区的体现,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对徽州地区的深远影响,而这一民俗事象得以传承延续亦是其社会功能的体现。最后,试图透过研究"板凳龙"这一民俗事象,解读其背后徽州社会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的视角看“龙”的解码

在翻译的解码过程中，按源语言文化的码本编码的信息，被译者分析处理后，再根据目的语文化的码本进行转换和表达，以达到跨文化社会交际目的。由于文化差异或空缺，误读常常发生于解码过程，龙的解码就是一个典型。从文化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龙和外国龙的内涵，力图解决这一问题。     

以功能主义理论浅谈如何翻译中德文化中的“龙”

龙作为现实生活中并未真是存在的一种动物却极其凑巧的出现在中国和德国的寓言神话文化中,关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历来是汉德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等的宠儿.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遇到有关龙的内容应当如何处理,简单的将汉语的“龙”转换成德语的“Drache”,还是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呢,文章作相关探讨.     

“龙”和“dragon”——东西方龙的比较及翻译

龙是汉英两种语言中较常见的意象。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龙的意象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华文化里的“龙”是“权威、力量、吉祥”的象征,而西方文化里的“dragon”却是“凶残、邪恶、怪物”的象征。在英汉互译时,如何对龙的意象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龙年趣品龙文化

2012年为农历壬辰年，生肖排列属龙，又称龙年。在我国深厚文化中，有不少是与“龙”有关的。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文化对比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在中西语言中具有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中西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