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新世纪之初古代文论研究的思考

本文总结２０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注重基础文献和不断追求理论进步的两大传统;探讨传统文论发展在２０世纪里“再生”模式的衰竭和“嫁接”模式的生新,把２０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纳入到中国文论自古至今的发展流程中去,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思考了传统文论的转换和“再生”动力的激活。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王忠良祁海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上有极大影响,古代文论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都与“气”有关,其中的“文气”论、“养气”论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气”又是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与文章分类思想的关系——兼与西方文类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的“文类”与“文体”范畴生成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关于“分类”与“辨体”的思想。前者重点发展了关于文章的“类”的思想,其分类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后者则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类思想的独特品质,“每体自为一类”的文章分类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本位”意识。     

中国古代的白话学术与文论

中国文化／文论的“失语”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有人片面地把文言等同于传统文化,把白话文等同于现代文化,因而认为在文言被废弃的今天,不可能再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文言与白话乃是同一语言系统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古人早已有用近乎当时口语的“白话”来进行言说的传统。此文初步勾勒了中国古代白话学术与文论的发展脉络,试图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某些启示与参考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跨文明的中西文论整合

当外来文艺理论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眼花缭乱 ,或简单移植之 ;或一概拒斥之。但当冷静下来以后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学理论 ,既非单纯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论 ,也非一味地移植西方文论 ,而是在结合当代中外文学的实践 ,整合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中产生。这就面临着跨文明异质文化的语境问题 ,不能只求其“同” ,更重要的是求其“异” ,因为“异”是整合的前提。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存在着大的文化差异 ,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只有运用对话的方式才能实现整合     

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与实践——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略

在长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过程中,李春青教授一直倡导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逐渐丰富了“文化诗学”的理论内涵,而且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这种阐释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对当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老子《道德经》中的生态经济观阐释

生态经济的本质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其根源在于人自身的和谐。和谐是一个系统的和谐,老子的关于“道”学说是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宏观考察和辩证的思考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学说。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为、无欲的思想对于当前生态经济的教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熙载诗论的人文关怀

刘熙载的诗论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关注现实人生.他以悲天惆人的情怀,以人为本,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个体精神的和谐理念融贯在艺术审美批评的实践之中,体现了艺术审美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人文底蕴.     

白居易律赋创作的特色与影响

白居易的律赋创作中"回归六义"、"文谐宫律"的自觉追求,散句入赋、议论入赋的散文气势以及完整的律赋创作理论,对当时文风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为后世创作提供了范式与传统。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现代诗歌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现代诗歌是否需要“通套”形式？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需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新反思。     

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全面发展既是一种理念、理想,又是一种现实状态和实践运动;现实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与进程,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理想之间既相互联系、统一,又存在一定意义上的距离、差异和矛盾;科学认识、正确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廓清人们关于全面发展理论与认识分歧的关键,也是推进当代亿万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实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认识前提。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