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     

汉代陇右的多元民族管理建置探析

陇右地处汉王朝的边郡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汉在陇右地区实行属国、道和护羌校尉等多元民族管理建置,其具有各自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不同的职责、权限,行政级别类似于郡县二级制.相比之下,属国的民众享有较高的自治权,道和护羌校尉的行政管理则相对直接.虽然属国都尉和护羌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的职官,但护羌校尉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属国都尉,而道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趋向于县制.这种多元化的民族管理建置适应了汉代陇右民族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形势,体现了汉代边郡政策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有利于当地民族的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从西汉时期并州人口数量的变化看其国力的盛衰

在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汉时期,地处北部边境的并州,是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交错相接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其人口来源复杂,人口数量极不稳定,其变化大致经过了快速发展、持续增加和快速减少这一过程,而这一变化实则是西汉王朝经济和边防实力兴衰的晴雨表,折射出这个王朝综合国力由兴盛转向式微。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特点发微——读《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是找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既继承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又保留了若干蒙古旧制、并制造了民族等级和民族歧视,使其具有与以往汉族王朝不同的特征.     

秦汉北部边防建设

秦汉重视加强北部边防建设,一是边防军队力量建设,派重兵驻防北边,主要有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和民族兵等,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边防军事力量;二是边防的军事设施建设,大规模修筑边塞防御工程,建城筑堡,修障造燧,开拓道路,修筑的垣墙、城障、亭燧、烽台、关隘、军用道路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信、隐藏等综合功能,奠定了御敌、反击的坚实基础;三是边防经济建设,实施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边的移民屯垦政策,增强边防经济实力;四是边防防御能力建设,配置精良的武器装备,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采用激励政策,用人以能,考核以绩,晋升以功,对违法失职的边防军追究责任,充分调动边防军提高技能的积极性,加强军事训练,发展骑兵部队,提高军队技术水平,建设精锐之师、无敌之师;五是边防和谐社会建设,对少数民族一方面施以缔约媾和、赏赐怀柔等恩德,另一方面武力征讨,施加威力,示以惩罚,还加强对待少数民族的防御,有备无患。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建章立制,二是财政投入力度大,保障了北部边防建设的正常有序进行。秦汉北部边防建设,增强了边防军事力量,提高了边防军的防御能力,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确保了边防的安全,巩固与维护了中原内腹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促进了北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     

宋王朝的政策与土家族土兵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宋王朝军事政策 ,民族政策的分析 ,阐述了它们与土家族土兵形成的关系。认为 ,正是宋王朝的政策导致了土兵的产生 ,同时 ,对土兵的特点进行了说明。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参加军事战争的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兵参加中央王朝组织的军事战争活动,不仅维护了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而且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但在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危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     

清代陕甘总督与新疆军政治理——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

清代西北边防体系由军府制的伊犁将军所辖之新疆各军府及内地督抚制下陕甘总督所辖之陕甘两行省、并哈萨克、布鲁特等藩部和浩罕、阿富汗等属国所构成的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所构成。在这一体系中，以伊犁将军为中心，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内各藩部与属国为藩篱，伊犁将军辖下新疆各军府为边防前沿，陕甘总督及所辖陕甘两行省为西北边防战略基地和战略支撑，陕甘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保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中原和西域四大经济、政治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交通要冲,地形险要,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河西归汉后,面对政治形势和地理形势变化的需要,汉朝在河西的防务建设经历了初创和成熟两个阶段。防御措施不断加强,建立河西四郡、属国,增筑居延、休屠塞;作战方略适时调整,以河西军为主力或偏师与多路大军协同作战,使河西的战略前沿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汉朝北伐和西征的必经之地。综观汉与匈奴百年作战的历史,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唐代中晚期,政局糜烂,内外交困。唐朝政府在不断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更频频地将公主下嫁到各个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表面和平。这种政治婚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但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初对夔州路的少数民族政策

宋初夔州路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蕃纷纷前来朝贡。统治者控制这些地区主要采取赏赐朝贡、任用土官、夷汉异法、互市贸易等政策,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加以约束、防范,限制他们朝贡人数规模,在周边地区保有一定威慑性的军事力量。自五代以来,夔州路少数民族地区不通中国的局面得以改变。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唐代和亲诗浅议

唐代和亲诗或吟咏唐朝公主远嫁之事,或反映汉代昭君出塞之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人对和亲联姻的认识和理解。唐代诗人在关心现实和回顾历史中,努力探求国家安宁、民族和睦的有效途径,表达了他们希望国家早日解决民族纷争、实现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唐代和亲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述评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设置于西北边疆地区,主管羌人事务的职官。在汉羌民族关系史及中央王朝对羌族的治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护羌校尉的始置时间、称谓及其与金城属国都尉的关系等,学术界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争议的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