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两汉在西北边疆都曾实行过军屯戍边、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等移民政策。但不同的是:在募民方面,西汉是为拓边而募民徙边,东汉是受边疆战乱的影响将边民内迁,战乱平息后又令其返回;在处理降卒方面,西汉是在边郡置属国以处降卒,东汉是迁降卒于边郡以内;在迁徙罪犯方面,东汉为了避免边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但将死罪囚减罪一等戍边,而且令罪犯妻子随同前往。从二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效果来看,西汉大规模的在西北边疆实行军屯与民屯,且能保持政策的相对持久性,这对西北边疆的安定发展是必要的。     

论赛音诺颜部与清朝的关系

论述了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与清朝关系的建立,及其在清统治西北边疆中的作用,分析了清朝对其政策实行的背景,及赛音诺颜部贵族在稳定北部边疆和统一新疆过程中的作用.     

北宋军事方田制述论

秦始皇筑长城,隔限匈奴兵马。北宋政府掘地畦,防御辽兵南下。不同的时代以及各不相同的外交格局和地理环境,形成了这一幕幕宏伟壮阔的历史画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军队耕殖,以田养兵,似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到了北宋时期,鉴于北部宋辽边境特殊的军事和地理形势,在边陲地区,实行了一种新的军事经济制度,即方田制。方田不同于其他养兵之田,与宋神宗熙宁变法实施的均税方田法也不一样。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辽朝(契丹)骑兵南下,而经济利益则是次要的。这     

商周至元明湖北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黄陂盘龙城、荆州、襄阳和武昌分别在商、周、东汉三国、元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盘龙城是商经略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荆州自楚立国以来长期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襄阳在东汉三国成为湖北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武昌在元代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在南宋成为湖北的军事和经济中心,在明代才成为湖北的文化中心。区域中心城市是在首都的方位、自然地理形胜、军事要塞、交通、行政制度和军事形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明辽东镇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与聚落分布

长城整体军事防御体系是由长城与关口、烽燧及军事聚落等各级防御设施共同构筑的一个完整统一体。学界对于长城九边首镇——辽东镇之研究,以往多关注于都司卫所建置、长城墙体以及个别重要卫所城市,缺乏对辽东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以及军事聚落分布的整体认知与全面探析。通过以时间与空间两条主线,从整体角度分别对军事防御体系以及军事聚落的形成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明晰辽东镇的军事聚落布防的时空分布规律,即时间上军事聚落的建置具有阶段性特征,而空间分布上具有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点线面结合的防御性军事聚落空间网特征,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长城地带划分

我国北方长城地带,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混合交错带.由于长城地带涵盖范围漫长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对其进行合理划分就显得十分必要.关于长城地带的划分,当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方法和结论.通过历史地理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以明代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特征为依据,加之以边疆政治军事内容为主的历史过程的展现和核实,以此来对长城地带进行全面合理的划分.     

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

洪武年间 ,辽东都司行使着军事镇戍和行政管理双重职能 ;永乐年间 ,专门执行军事镇戍职能的总兵体制形成 ,都司只剩下行政管理一种职能并受制于总兵体制 ;洪熙宣德以后 ,行政监察体制形成 ,逐渐侵夺都司的行政管理权和总兵的军事指挥权 ,在监督和决策中都起着决定作用。了解这个过程对研究明代北部边疆结构及其管理方式有重要意义。     

罗亨信与北部边疆

正统至景泰初年,明朝北部边疆地区出现严重危机,罗亨信实施以守备为本的政策,总督军屯以固边,坚守宣府以支援北京保卫战,相机擒拿喜宁以打击也先进攻明朝的自信心,为缓和北部边疆危机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明朝确立以防御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为主的北部边疆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

宋朝的矿冶业生产十分发达,这与宋朝政府积极采取各种促进矿冶业生产发展的措施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然而,在宋朝北部沿边地区,即与辽、夏接境之地,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考虑,宋政府则实施了严厉的禁止采矿的政策;在西南边疆众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亦因所谓羁縻式统治而采取了与东部广大地区有别的、谨慎的开矿政策。本文即以以上两个地区为例,对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恭请赐教。     

东汉西羌治理的再思考——以国家统治战略制定为中心

东汉以降，西北羌地已归入东汉的统治范围。东汉对西羌的治理，直接关系到西北边疆的稳定。在国家统治战略上，东汉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此时的汉羌关系已由中原农耕文化对草原游牧文化强势扩张阶段，进入到了深度融合阶段，因而未制定其长期发展规划，致使西北羌地治理战略缺失；在地方治理上，亦没有根据羌民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习俗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更无发展当地经济、提升羌民社会地位的积极治理措施，仅采取了被动防范和利用压榨等短视政策，致使汉羌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羌地治理的失当，动摇了东汉政权的统治根基。     

简析汉简所见长城烽燧系统中燧卒的日常工作

通过对汉简有关内容的梳理,分析认为,燧卒包括燧长和一般燧卒,是烽燧系统中的核心因素。文章以汉代河西走廊段长城为基础,结合所出汉简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烽燧系统中燧卒（包括燧长及一般燧卒）的日常工作作以初步的研究。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中原和西域四大经济、政治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交通要冲,地形险要,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河西归汉后,面对政治形势和地理形势变化的需要,汉朝在河西的防务建设经历了初创和成熟两个阶段。防御措施不断加强,建立河西四郡、属国,增筑居延、休屠塞;作战方略适时调整,以河西军为主力或偏师与多路大军协同作战,使河西的战略前沿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汉朝北伐和西征的必经之地。综观汉与匈奴百年作战的历史,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边疆安全——以军事保障制度为视角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正式开辟、经营丝绸之路，并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体系。丝绸之路战略地位特殊，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长期对峙，激烈争夺的对象，为确保边疆安全、政权稳定，实现中央与边疆的良性互动，经营丝绸之路，就成为关乎国家和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国策。文章以丝绸之路开辟、巩固时期的汉代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安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汉在丝路地区的布局、丝路安全防御、后勤保障等军事措施，以期为边疆安全治理模式的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新疆的安全提供有益借鉴。      

长城不是闭关自守的符号

如何评价长城的价值和作用,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重大课题。最近,有人把明朝缺少和田玉归咎于大修长城,闭关自守,把清朝拥有许多和田玉归功于不修长城,实行开放。长城俨然成为闭关自守的符号,成为一切罪过的祸根。有人还把修长城称为＂大愚蠢＂,彻底否定其价值和作用。其实,长城并不是闭关自守的符号。明清两朝是否得到和田玉,与是否修长城根本无关;修长城的王朝未必闭关自守,不修长城的王朝也未必实行开放;长城的价值和作用,应予历史的肯定。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宋代的边防林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利用森林树木构筑军事防御工程的传统。出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围绕着与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接壤的边境,宋王朝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以及江淮、荆襄地区进行了大量森林植被的培植和保护。从时间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两宋边防林的形成是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边防林的建设与保护一直是两宋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边防林的营建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两宋边防的安定,并对边境百姓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