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

早在汉朝 ,中国就开辟了由日南、合浦、徐闻为始发港 ,至东南亚 ,南亚远至非洲东岸肯尼亚等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在过去海上丝路研究中 ,对合浦是海上丝路始发港多有忽略。以汉时合浦在航贸、地理、文物、资源、军事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 ,对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作进一步探讨。     

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与想象

丝绸之路是丝绸、瓷器和玉石等货物的贸易之路,也是东西方宗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枢纽。以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为研究对象,以跨文化形象学为理论基础,以Nvivo11质性软件为具体工具,通过逐字逐行阅读当代涉及丝路元素的英诗文本,并对其编码赋值,结果发现：当代英诗中饱含着诸多的丝路形象,呈现出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和褒贬并生的三大范式,其中乌托邦化丝路形象是当代英诗关于中国形象最为稳定的结构范式。作为英诗记忆符号的丝绸之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与海外中国形象的提升具有镜像宝鉴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可以借由英诗客体输入的丝路形象,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和丝路文学的景观发掘提供软实力的文化支持。     

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

西夏王朝为经营丝绸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西夏不仅积极利用前代遗留下来的丝绸古道,还开辟新丝路,通辽“直路”的突出意义表现在把东西向的河西路与居延路连接在一起,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时调整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羁縻沙州回鹘;与西邻和平共处,实行商业优惠政策,以保持丝路的畅通。为最大程度地获得丝路贸易的丰厚利益,驻军保护丝路驿站,抽取关税;并使官商在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利用在丝绸之路上的优势地位,大做转手贸易;开发土特产品,投放国际市场等等。尽管这些措施为西夏带来巨大的利益,使其地处西北一隅而能够长期抗衡宋、辽、金;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始终要受西北民族政权分立这个历史环境的制约。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处理好西北民族关系是西北经济开发和发展的前提。     

屯垦开发路径下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

西域在唐代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策略上,先是进行屯垦固边活动,有效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建设,实行因地制宜的行政管辖;在屯垦开发的民族合作中,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逐步增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由此,在唐朝管辖西域的一个多世纪中,有效保障了丝绸之路和西北边疆安全,大唐盛世局面进一步繁荣发展。     

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生到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和复兴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形成,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由低层次到高层次逐步实现的。亚洲西部,即西亚、南亚、中亚路线的开发、开拓,是其滥觞期。欧洲段的开发及其与西亚、中亚、南亚的联通,是其雏形期。中国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及张骞通西域,促成了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和开通。古代丝绸之路能够长期存在并有效运行,有诸多推动它运行的重要因素。其一,沿途各国,主要是沿途各大国的主动开拓、经营是丝绸之路开通和维持的主导力量。其二,沿途各国对交通道路的修建,为丝绸之路的运行创造了实际的基础,是丝绸之路得以运行的最重要的条件。其三,遍布于欧亚大陆各交通要道上的大小城镇,是丝绸之路网络上的结点,是丝绸之路运行的支柱。其四,丝绸之路经营方式的灵活性、商品的互补性、开拓和维持丝路动力和目的的多样性,是丝绸之路长期存在的重要条件。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既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传承和宏扬,又为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并在完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中,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使之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活力。为更好地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应深入理解和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创新意涵,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结构上的新特点;应在取得更多国家认同上多下功夫;应积极主动,多措并举,推动和引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应充分发挥国内各地优势,特别是要把我国的边疆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应充分发挥现有国际和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撑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民族格局与人口迁徙的影响

古丝绸之路从兴起、繁荣到走向没落,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合作作为首要任务,这不但与"古丝绸之路"的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展现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时代特征。丝绸之路随着人口迁徙而形成的文化迁移与变迁,成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族格局的重要因素,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承古丝路的文化多样性与融合性,因而通过"文化涵化"现象与"文化内化"现象对其民族关系进行解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人口迁徙受到经贸、自然、区域安全与稳定等多因素的影响。     

法律边疆学：概念、对象和内容

为建设法治边疆，在边疆地区贯彻实施国家法律，构建有别于内地的、有自身特色的边疆法治体系，实现与相邻发达国家的法治接轨，迫切需要建构一门相对独立的、以上述主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边疆学。为此，本文对法律边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予以探讨，以为该学科的建立做一些初步工作。法律边疆学是一门以边疆地区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旨在发现边疆地区的法律有别于内地之特殊发生、运行规律及一般过程的学科。与一般边疆学不同，法律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或者说主要是法律这一现象。描述性的法律边疆学、预测性的法律边疆学、规范性的法律边疆学和法律边疆学史依次构成了法律边疆学为实现其宗旨目的、目标任务的四大主要研究内容。     

蒙元初期的丝绸之路与国家治理

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兴起和边界的快速推移,新疆由传统的中国边疆西域变为帝国版图的核心区。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一统天下,重构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移藩去篱、交叠有效的治理,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生动诠释了“丝路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带一路”建设会使新疆由中国“边疆”跃居亚太“核心”,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西汉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原因及启示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讨伐匈奴的胜利和西域屯垦促进了丝路贸易,而由政府主导的对外贸易、丝绸作为传统商品的优势,以及中转贸易的桥梁作用和兴盛的国际市场,带来了丝绸之路在西汉走向繁荣。这些因素对我国新时期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及对策

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是维护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祖国安全统一的基础。当前，亟须从强化公民意识、发展经济、强化国族认同、发展教育等方面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2009年第5期目录

中国边疆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的聚居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羁縻州府、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伯克制及屯田制等独特的边安经验,也有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实践.然而,着眼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语境及未来的图景,边安问题研究的缺失与边安政策的摇摆凸显了建构"边安学"的价值."边安学"是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边安学"将丰富边疆治理的内容、方法、途径与实效,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在“一带一路”宏观战略背景下,甘肃省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框架下,制定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旅游业战略规划已经成为未来甘肃省开发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该区域旅游业更新升级,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制定这一区域旅游业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战略定位,挖掘丝路文化旅游产品内涵,确立战略发展思路,构建战略发展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实施步骤。     

古代新疆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动力机制分析

屯垦是我国用于治理边疆的一项特殊的手段,在古代西域的稳定和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中总结了从西汉至清代各代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认为屯垦地点多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军事扼要之地,受西域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屯垦的重心逐渐由南疆向北疆转移,如此的空间转移也带动了清代以后北疆城镇群带的兴起。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是屯垦发生的两类动力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认为这两类因素是古代新疆屯垦规模之大、屯垦时间之长、屯垦成效之明显的核心动力。     

藩镇节度使——唐军事变革的产物

中外学者从政治、经济、阶级、兵役制度等多个角度对唐藩镇节度使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从唐军事战备变革的角度来看,藩镇节度使则是军事进攻战略向军事防御战略变革的产物。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兵权,是出于对游牧民族骑兵飘忽不定地袭扰进行战略防御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财政大权,是减轻中央财政压力,解决边防驻军后勤供应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拥有地方行政权,是更有效地执行军事防御战略任务的需要。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岑参赴安西路途考证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以边塞诗名世,从文学史的角度结合岑参诗作描述岑参西域经历的论述颇多,但分歧亦大,尤以首赴安西路途为最。运用当今学界对唐代西域之政治、军事、商贸、地理、交通及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说明,岑参首途安西出瓜州后,按常理应该不走丝路南道,不到敦煌,亦不过阳关,而是径由玉门关,走最安全、通畅之丝路中道。     

19世纪后期新疆危局的策略应对与屯垦发展研究

19世纪后期新疆屯垦事业弛废,由此出现了新的边疆危局,主要表现在新疆内部连续发生动乱,而外部又面临着俄、英等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应对西北边疆危局,成为清政府面对的重要课题。左宗棠果断进兵新疆、平定危机,成为清代后期成功处理边疆问题的范例。这其中既与国家决策果断、用兵及时有关,也与此前新疆屯垦发展和此后新疆屯垦逐渐完备有关。该文通过对边疆危局的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梳理,分析出新疆屯垦事业与西北安防的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