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白麟诗歌的审美取向

宝鸡新时期诗歌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繁荣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徘徊、低迷的时期.进入新世纪以来至今,宝鸡的新生代诗人重新积聚力量,并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和锐气,作品先后在全国诗歌刊物上争相亮相,诗集不断结集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作为新生代的代表诗人白麟,以其不凡的实力和才华,令人刮目相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白麟诗集<风中的独叶草>,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宝鸡诗坛乃至陕西诗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历史想象力、女性经验、日常美学——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嬗变的几种向度

新世纪女性诗歌既是对20世纪女性诗歌书写的承续,亦有坚定的悖逆与拆解。历史想象力的重铸是 “独白”姿态的一种转向,女性诗人从自身转向历史与现实,有效勾连了自我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女性经验的拓展则承续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经验书写,但连续中有着鲜明的变异,即女性诗人挣脱了闭抑的、概念化的性别经验的呈现,而将女性经验融入到个人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藉此抵达更为阔大的生存本相;日常美学的扩张是新世纪常态化社会语境下,当代女性诗人对于诗歌书写范式的一种自觉选择,将诗意下沉至日常生活,并从中形构出一套寻求诗意的诗学方式。上述三种书写向度都表征了一种新的女性诗歌的形成,包涵了新世纪女性诗人特有的精神立场。     

论“70后”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时代语境为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也构成了"70后"诗歌创作的主要文化语境,因而现代性成为"70后"诗歌的主要时代特质。从"颓废"和"先锋"两个现代性的表征出发,"70后"诗歌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首先,理想情怀与物质现实的巨大差异让"70后"诗人体味到了生存的艰辛和生命的虚无,很多作品表现出对都市的敌视和对乡村的亲近;其次,面对强大的历史和现实压力,"70后"诗歌体现出强大的反叛和先锋性特质,很多作品表现出对政治的结构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     

安静地“绕行”——内蒙古诗人曾烟的诗歌意象略论

曾烟是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诗坛上比较活跃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写作安静从容,注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创建出了属于自己的安静的象征体系。曾烟的诗路历程是从一个尚未消失殆尽的诗学体系中绕行到另一个尚未完全被自己肯定的诗学体系中来,她通过诗歌把诗写的安静和诗学的焦虑完美地结合起来,真诚而准确地记录了所处"绕行"期的诗人的复杂的情绪。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沉潜中的灵魂——论“中间代”诗歌的艺术向度

1990年代以降,由于“中间代”诗人和研究者共同的努力,“中间代”诗歌也逐步走出历史的遮蔽,以丰富多样的文本世界吸引住诗坛的目光。他们秉承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旨向,拓宽了“及物”写作的表现空间,以口语语感的平滑流动,描摹日常生活的意趣,并汲取各种文体的优长,打造圆润、纯熟的诗艺理想。     

论高启诗歌观念及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

高启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号称“诗淫”的天才诗人,身处元末明初,其诗歌创作与文学观念具有易代时期独有而鲜明的特色。他针对诗歌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的传统文艺观,提出并坚持文学主要的是诗人聊以自适和自得的特殊精神活动,是诗人用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的语言符号,他把诗歌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并通过诗歌创作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上的满足,使他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性别视域下黑色意象的差异化表征——以翟永明、唐亚平为例

女性诗歌拥有丰富的内核,在色彩表达方面有其独到之处。黑色是80年代之后女诗人善用的颜色。对比顾城等男性诗人对黑色的使用,女性诗人并不执着于哲学形而上般的思考,也不执着于怎样介入当下政治,而试图把黑色意象背景化,把黑色作为背景色。翟永明对黑色迷恋至深,以黑色为背景展现独立而骄傲的光荣;唐亚平作品中的黑色更为诡秘,但又是以复杂辩证的姿态出现,有一种"怀腹"式的母性关怀,多了些人情味。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的价值和影响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是一部收录清代前中期诗歌的选本,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历代诗歌评论家的争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客观地讲,《清诗别载集》保存了许多清代前中期诗人的生平资料和诗歌作品以及诗学评论,因而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诗学价值。另外,沈氏此集对后世总集编纂和清诗研究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城堡”外的英雄：论新诗中的“孤独”主题

在新诗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诸多诗人都将目光聚焦于＂孤独＂主题,抒写精神主体被都市文明边缘化的隔绝体验,宣泄都市异己的漂泊之感,从而彰显抒情者内在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识。从陈述方式上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诗人注重对这一主题进行重新解读,甚至采取后现代的＂戏拟＂策略,进一步丰富了对它的诠释与言说。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近20年新诗选本出版的回眸与评说

1985年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分水岭,此前以"朦胧诗人"为主,此后"第三代"、"中间代"、"70后"诗人相继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了"朦胧诗人"的"弄潮儿"地位。1990年代以后,诗歌写作的分化更为明显,"命名"进一步增加,一些不同命名的诗歌团体均推出了代表各自诗歌观念的选本。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和追求市场效益,各出版社纷纷出版以年度为标志的诗歌精选,形成新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年选出版大潮",因为要与市场接轨,先锋和探索性的诗歌在出版物中被弱化,编选者不得不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妥协。而由于出版制度的相对宽松,一些个人和团体开始介入诗歌选本的编辑出版之中。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当前诗歌出版物的众语喧哗的局面。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先锋与传统的纠结——从沈浩波诗中所引古诗看其精神取向

新世纪伊始,70后诗人崭露头角。沈浩波被认为是70后诗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论文集中考察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以其诗中所引用的中国古典诗歌为切入点,从诗性消解、孤独感和生命意识等方面透视其创作的基本精神取向,这便于我们理解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诗歌,乃至新世纪以来的先锋诗歌。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现代主义诗歌技法的萌芽——庞德《华夏集》对美国诗歌的创新

本着“日日新”的创新诗学,庞德在《华夏集》的翻译中创造性地使用了特殊留空与特殊空行等诗歌印刷版式,同时首次使用了“首语重复结构”等现代主义诗歌技法,极大丰富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技法,实现了对美国诗歌写作技法的创新,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诗运动,对后世的诗人与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