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中国反贫困的主战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我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而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则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现实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反贫困斗争进入了攻坚战阶段，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为各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走上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及其反贫困作用

民族地区面临着较高的贫困风险,是我国反贫困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民族地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对于减缓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提高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对于缓解民族地区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覆盖范围仍然有限、城乡差距较大、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投入不足、再分配功能有待提高。未来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反贫困作用。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女性人文贫困与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基于人的发展视角

从人的发展视角来分析女性的人文贫困及反贫困的路径选择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首先,从反贫困与人的发展的视角来看,实现人的发展的前提是消除贫困.只有消除贫困,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丰厚的物质基础,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消除贫困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因为人的发展是反贫困的价值归宿,是反贫困的动力保障,人的发展在反贫困中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其次,从女性贫困群体的人文贫困状况来看,就业性别歧视是女性生存能力贫困的关键,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女性权利贫困的应然,教育程度低下是女性发展能力贫困的基础,传统的性别分工是女性自由发展的瓶颈.再次,从反贫困路径的选择来看,需要制定有利于妇女精准脱贫的倾斜政策,完善基于性别和谐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贫困性别统计与监测评估机制,从根本上提升女性反贫困的能力.     

论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开发——以喀什市为例

反贫困战略在帮助贫困群体化、解贫困风险和顺利摆脱贫困循环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喀什市作为新疆的贫困市之一,反贫困战略的抉择必将是喀什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喀什市处于经济大开发的关键时期,但是,它仍然面临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新贫困群体不断涌现等问题的挑战。随着国家对该地的大力扶持,当地政府结合地区特点,使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利用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采取项目扶贫、社会扶贫、能力扶贫等综合性扶贫等措施,使喀什市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效,为喀什市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喀什市当前扶贫开发进程中仍然存在忽视扶贫对象的需求和主动参与性,以及过于强调开放式扶贫等问题,从而使扶贫开发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喀什市反贫困战略必须与时俱进,培育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和长远健康发展。     

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

性别敏感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从昭觉县的扶贫情况看，当前的扶贫工作在项目设计、扶持方式选择、政策与统计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性别盲区。基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扶贫成效要求，今后需要以性别为导向，依托其人文、地理特性，对扶贫行动方向进行理性选择，包括：增加医疗保健扶贫投入；强化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扩大面向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发放；发展妇女参与式社区建设与生态建设。     

西部地区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战略

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西部地区有着更明显的体现。中国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一度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但很快就从反贫困问题转向“返贫困”问题,其重要原因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的生态贫困使其不具备经济开发的基本条件。不能够按照传统的一般性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应从生态的角度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建立生态型反贫困战略。其基本思路,是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作为扶贫政策的中心,重建西部生态系统,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

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     

反贫困事业折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穷魅力

消除贫困是一个国际性难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逐步消除贫困,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促进减贫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存在的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通过几个阶段的反贫困攻坚,采取了一系列坚强有力的财政反贫困措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依然存在着许多反贫困的制约性因素.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现状特点,力求找到当前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难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主要内容,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分析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模式,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产业的发展战略,对创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以贵州侗族贫困地区的经验调查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分析框架，家庭理性规划能力，家庭积累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家庭发展意识作为分析维度，阐释当地结构性贫困性质的发生机制。分析当地反贫困路径低效根源，解释当地贫困地位与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视角，调整扶贫思路，贴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提出针对性建议。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扶贫攻坚与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民族贫困人口集中的四川省为例,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扶贫攻坚以来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结果显示扶贫攻坚使民族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但比较发展差距(相对贫困状况)有扩大趋势。据此,提出了加快民族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步伐的两项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移民对于反贫困问题的意义

三江源地区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滞后的地区之一,三江源地区最主要的贫困问题是受生态环境约束的基础性贫困,生态移民在认识论上就被作为反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试图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实践证明,科学的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于对致贫根源的深刻剖析,揭示了“上层建筑性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建党百年来党的反贫困思想形成、演进与走向完善的理论源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减贫思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制度反贫思想,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治贫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贫困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这一核心命题,在科学把握减贫规律的基础上施策着力,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与反贫困理论体系,最终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回顾探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演进逻辑,既是实现党的反贫困思想系统化与学理化的理论需要,也是指导实现乡村振兴时代新目标的现实需求。      

中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当前农村人口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健康振兴及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文章试图探究医疗保障对反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文章以CFPS数据为例,利用FGT指数从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地区分布四个方面探究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益。另外,还利用两部模型探究各因素对就医选择和医疗支出的影响,间接分析各因素对医疗贫困的减贫效率。研究表明,针对年龄越大、学历越低、收入越低以及西部贫困地区来说,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大,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率仍然不高,长此以往会限制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建议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要更多地关注贫困老年人,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医疗保障反贫困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