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西方文化传统中 ,有两种“东方主义” ,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 ,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心谋划” ;后者却将东方理想化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 ,成为超越与批判不同时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但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 ,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 ,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什么没有涉及远东

本文从赛义德的出身背景、研究方法和东方历史三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没有涉及远东:一、限于阿拉伯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深受中东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影响,赛义德突出近东、中东,忽略远东,将远东置于东方的边缘地带;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适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方主义研究;三、西方殖民势力没有在远东(主要是中国)取得长期、绝对的殖民统治。故此,远东不具备东方主义发生的必要条件。     

赛义德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共谋

赛义德及其重构的东方主义从其批判意识出发,通过放大传统东方主义的某些侧面而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重构.赛义德的批判陷入了私人化的误区,导致批判(所指)和批判主体(能指)分裂,因此批判就变成了赛义德自我建构的一种策略,而不再具有它所力图表征的意识形态特权.赛义德和西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雇员/雇主或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     

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崛起──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本文是对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的回应，论证了当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变趋势是对话而非对峙，因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再占上风。作为这种转型关系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反响，旧有的“三足鼎立”格局已为新的“三足鼎立”格局所取代，即“北美学派”、“欧洲学派”和“东方学派”的共存和对话。“东方学派”的使命在于突破“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致力于探求一种既可用于西方亦可用于东方的文学阐释理论。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写作话语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走向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中国写作问题的语境出发 ,分析当代中国写作基本特点和发展形态。主要讨论了白色写作与零度写作观 ,文本间性的写作观 ,消费时代的身体写作 ,最后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认为当代中国写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为谁写、怎样写、写什么 ,应该在“发现东方”的文化策略中坚持“中国写作立场”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当代写作话语成为可以同西方中心主义写作话语对话和互动的东方话语代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

国内东方文学断代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优秀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侯传文教授的新著《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便是其中之一。作者把时间限定在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东方社会转型的一百多年间,透彻地分析了东方现代文学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从社会文化基础,发展轨迹和思想艺术特色三个方面,回顾和反思近百年东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他并非想去纠正和批判历史,而是希望从历史中获得教益。     

东方社会发展停滞论的反思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把同时期的东方社会的发展看作是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催生了一种“进步”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东方社会被定调为“停滞”。受此论调影响,马克思也认定东方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更深刻地分析了其原因。其实,东方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滞过。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马克·吐温的“东方主义”再思考——以《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为例

《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四期刊载的论文《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展现马克·吐温文化产品中的东方主义。作者用以引证的吐温演说“我也是义和团”中所存在的逻辑悖论和语义重心被“策略化”误读,而这一问题恰恰折射出其论述过程中稀释上下文语境、机械运用理论的弊端。因此,在为马克·吐温的文学粘贴“东方主义”标签时,应该充分对其“非东方主义”的层面给予关注,避免将吐温在某些作品中有关晚清中国人的字面表述简单等同于以中国为“他者”、强化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再现。     

用全球化辩证思维烛照东方美学——读彭修银的《东方美学》

东方美学研究不应该脱离全球化视角,彭修银教授的《东方美学》是一部运用全球化视角的重要著作。该书之整体构想是建构一种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新美学形态,强调将全球化作为建设未来东方美学的前提备件。该书从全球化视角阐明了东方美学发展的现实语境及面临的历史机遇．提供了一种审察东方美学的宏观视野。并且基于全球化背景,深刻论述了东方美学的历时性生成过程,揭示出它同全球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该书还对东方美学的“他者”展开研讨,对东方美学近代转型的途径与方式进行了深入考察。该著作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文化宽容：文化差异语境下普遍价值的生成机制

在实现对普遍价值生成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文化的差异与差异的价值重构构成了普遍价值生成的原初语境；立足于普遍价值生成的原初语境，可以发现文化差异语境中的文化宽容就是普遍价值的生成机制。     

新时期意识流东方化成因的探析

现有的研究在对新时期之初的“东方意识流”这一文学现象的梳理和归纳,多层次探讨其本质特征、美学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现有研究对于这一流派的东方化过程中发生变异的原因则缺少发生学意义上的追踪和探源。据此试从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基础、作家的文化品格、文化语境和文学体制的作用等几个角度对西方意识流东方化过程发生变异的原因作一探析。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东方”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１６世纪开始,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形成了“东方学”,这是一门具有浓郁西方色彩的学科。东方文化是东方学研究的主体,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文化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倾化、直觉化的思维方式;伦理化、等级化的人际关系和克俭无争的生活方式。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缩影,具有多元发展、相互交流;偏重表现、追求主观真实;载道教化、惩恶劝善;民间文学特色鲜明;和谐、温雅、恬静的整体艺术风格等特征     

西方中心论的后现代解构

后殖民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理论运用于对东西方关系的解释,将西方的东方学的实质归结为东方主义,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论。作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东方主义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认识论,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中浸透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其宗旨是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控制进行合理性论证。     

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东方情调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中"东方复兴"主要表现为对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重新发现和利用。东方文化的非理性因素极大地冲击了欧洲思想界,激发了文学家对东方题材的广泛兴趣,异域东方也因此为英国文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东方故事为浪漫主义文人呈现了一个奇异的东方世界,其风格也是浪漫主义文学家追求的一种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