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项任务团队生产的委托权与所有权安排

提出了多项任务团队生产问题及其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针对线性型生产函数和指数型生产函数两种不同情况，分别建立了线性团队生产模型和协作队生产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分析，讨论了最优委托权与所有权安排问题，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

粮食问题事关各国经济和民生，事关全球发展和安全。近年来，由于全球粮食价格暴涨，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粮食危机。中国政府一直把解决“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出了五个一号文件，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投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连年丰收，世界粮食危机未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冲击。中国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从长期看，我国粮食稳定发展的基础仍不牢靠，制约粮食生产的不利因素还很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坚决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部署，采取措施强化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中国完全有能力充足国内生产确保粮食安全。     

谈谈煤矿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安全生产与实现经济增长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地把安全生产置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思考，正确认识和处理煤矿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增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综合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全面提高煤矿经济效益。     

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人口思想

赖林嵩在《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兼谈毛泽东和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论争》（刊于《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人口思想。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人口原理，指出人类自身生产要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明确应该节育和有计划地生育，强调采取适当措施解决人口问题，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科学进步。     

论艺术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学艺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的思想，是我们新时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从事审美创造和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本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理论的意义以及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其次，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的双重属性即审美属性和价值后性及其相互关系，最后，研究了达到艺术生产把社会放在首位，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几个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垫江牡丹生产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通过对垫江牡丹繁殖、栽种、管理等生产现状的调查，总结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发展规划不力、牡丹品种单一、生产管理粗放、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对策.     

生产系统的效率评价与低效诊断

生产系统是工业制造业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利用程度、生产成本、生产敏捷性以及产品交货期等。针对目前生产系统效率评价中未区分生产类型的特点设置评价指标、缺少定量的低效诊断分析、所提供的信息不足等弊端，基于不同生产类型的特点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将数据包络分析的评价模型和有效性判据引用到生产系统效率评价中，着重分析生产系统的低效问题，从而弥补了未对生产系统的效率定量评价的缺点，为改善和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提供了改进方向和目标。     

煤矿地质测量工作是安全生产的“眼睛”

众所周知，煤矿生产是一项危险程度较高的产业，煤矿生产安全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益。近年来，煤矿生产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矿业开采工作中的头号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煤矿安全生产的基础与保障，煤矿地质测量在煤矿开采工作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因为地质测量在煤矿生产中起到指引作用，所以常被称为地质测量的“眼睛”。本文简单论述煤矿地质测量对于安全生产的意义，并提出地质测量在实际煤矿生产中的几点应用建议，希望能真正地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指数。     

马克思主义生产地域分工理论的当代思考

生产地域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与经济范畴的交集，是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切入点。马克思主义生产地域分工理论为人类处理生产要素配置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地域分工理论的发展提出新课题，可以为生产地域分工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指导。     

中国农业社会学发展的现状、困境和进路

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方兴未艾。通过对农业社会学发展现状的考察，本文认为，“生产视角”下的农业转型研究，虽然使农业社会学初步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社会学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问题、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针对这一状况，农业社会学应当推动研究视角的转变，即从“生产视角”迈向“生产—消费视角”。在新的研究视角下，研究者应当以“食物体系”为核心概念，推动相关研究的整合和学科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最终通过回应社会现实问题，迈向有机公共社会学。     

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     

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问题探析

全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上升。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状况,会对未来人口发展、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综合治理,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节育论争与实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派针对中国日益凸现的人口问题,纷纷提出节育主张。社会学派的思考与身体力行,两场关于节育问题的大论争,使人们在节育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不仅推动了中国节育问题在理论层面的解冻,也催生了节育行为在实践层面的起步。“北平妇婴保健会”的创立及其活动,实为近代中国节育实践之滥觞。     

人口结构定理和计划生育模型——兼论“世代更替水平”的误区

根据“人口结构定理”设计“百年计划生育计算模型”,可以按照设定的生育指标,测算并获得长达两百年的多项人口数据,包括出生率、出生人口、总人口、抚育比和“曾-祖-父-子”四代的人口结构等重要指标,这些数据可以为计划生育的管理提供指导依据。从计算中同时发现,学术界普遍将“两胎”简单地等同于“世代更替水平”,从而理解为人口“零增长”,这实际是一个误区。因为“两胎”指标的人口仍然在不断上升。研究同时还发现,根据目前中国的人12／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零增长”对应的生育率,不是2．0而是0．7～0．8,二者相差甚远。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一般认为，这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略论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

广西出生性别比长期、普遍、高度失调,是作为第一民族人口大省（区）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一个极为严重的人口安全隐患,极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祖国边疆的安全。文章在总结广西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特征基础上,重点对其失调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治理实践及进一步治理的对策作了总结和思考,旨在引起全社会对失调问题更加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逐步使之趋于协调。     

浅谈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一项重要的、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要有效地抓好这一工作,必须紧密依靠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相互配合,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实行凭证管理、归口管理,使这一管理规范化、法制化。同时,注重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教育,发挥他们自我管理的作用。     

法治视野下的农村计划生育问题--兼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意义

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农村计划生育中的问题是一个因法制不健全而引起的农民不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和政府不依法行政的问题,它阻碍了农村的法治进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填补了我国专门的计划生育法律的空白,对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今后的工作中应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加强法律监督,培植法律信仰,并实行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