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3年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方略，其实施也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测评与机制优化 ——以江西省罗霄山片区18个县（市、区）为分析样本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要求新时期扶贫工作应重视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发展质量的提高。鉴于当前扶贫资金额度不断提高而减贫效率递减等扶贫挑战,本文选择江西省罗霄山片区18个县（市、区）为分析样本,系统剖析其财政扶贫资金规模与结构特征,运用DEA Tobit模型科学测算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明确影响扶贫资金减贫效应发挥的整村推进投资、产业扶贫投资、管理与奖励投资等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扶贫资金配置机制优化的政策建议：更新扶贫理念,实现包容性扶贫治理;消除路径依赖,开展分区分类扶贫;健全评价体系,关注大数据精准扶贫趋势。以期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服务于连片特困区扶贫对象的减贫脱贫与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     

优化我国公共财政支农政策

从我国现行财政支农政策的效应分析入手,阐述了优化我国公共财政支农政策问题.在财政收入政策方面,主要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充分发挥农村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主要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优化财政支农项目和支农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财政扶贫力度;优化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支农保护政策和政策传导机制等;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转移支付制度.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特征及其区域差异

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Kaplan Meier法分析农户入贫和脱贫风险率并使用离散时间Cloglog模型考察了贫困状态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风险函数均呈现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家中健康人口比例对于东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中等教育人口比例对于中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户主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人口抚养比以及家中工作人口比例对于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思想述评

阿马蒂亚·森在贫困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于饥荒成因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FAD观点;权利方法是他在分析贫困机理时的一大创新;他对贫困度量的公理化为贫困度量开辟了新天地,使度量日益精细化和现代化。我国目前正在关注“三农”问题,对森的理论的介绍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贫困。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重点农业产业走向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并实施,但双边经贸关系未来走向依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前期我国战略选择对美国农业形成的一定冲击,以及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事实,中美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努力推进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随着协议的顺利实施,我国将大幅增加自美大豆、猪肉、棉花等产品进口,弥补国内供需缺口的同时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带来较大竞争压力。放眼未来,中美双方在补贴、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分歧使两国关系难以回到贸易摩擦前的状态,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较小。面对不确定性,我们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拓展进口渠道,把握采购时点,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农产品供应;同时农业生产要增加科技投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提升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