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西圣保罗市的城市贫困现状及其原因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长,"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益突出.作为南美第一大城市巴西圣保罗市,其城市贫困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圣保罗市不仅城市发展速度惊人,城市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十分迅速,城市贫困层不断扩大,贫困程度不断加剧.圣保罗市城市贫困化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移民大量涌入、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滞后、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减缓城市贫困,不仅是巴西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引起每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视.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研究——基于湖南10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可能性问题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中国中部10村实地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库,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 LR）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对贫困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并同时检验VRP假设和RTNP假设在解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农村贫困与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环境生态风险有着显著性的关系。从风险承担网络角度来看,基于正式支持网络所带来政策效应以及基于非正式支持风险承担网络对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也有显著的影响。     

城市新贫困群体扶贫解困的多元路径选择

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大量城市职工失业和下岗,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城市致贫因素增加。本文分析了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现状,并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上从多角度进行战略设想,希望能对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探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尤其是农村,而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是我国西部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探讨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然而,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中新出现的贫困群体却在不断增加.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基于“过程-互动-行动”的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贫困问题越发严重。基于社会学家胡格伟尔特(A.Hoogvelt)的"过程—互动—行动"分析框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新特点及成因,指出贫困问题的加重,一是源于对社会群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社会目标的偏离,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没有充分享受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长处,"宏观上欣欣向荣、微观上民不聊生";二是民主制度的缺失致使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没有一个可循的制度安排供城市贫民来表达权益;三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对此,文章提出破解城市贫困的制度选择。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贫困定义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社会排斥；在贫困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比较而言，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特征、形成原因和解困对策问题的探讨。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农地流转开展社会服务研究

在当前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本文以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路,以土地流转为核心问题,对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再就业的意愿,以及农户耕地流转意愿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最终给出针对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农地流转开展社会服务的政策建议。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审视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随着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从一般趋势来讲,必然带来更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贫困人口将会逐步减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与2002年相比,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说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其原因多样而复杂,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