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在戊戌启蒙思想家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思想最为接近的不是具有师生之谊且一起出入政坛而被合称为"康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于这一点,两位当事人——康有为、谭嗣同均有明确肯定,梁启超更是对此大加渲染、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契合反衬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的分歧,同时也使戊戌启蒙四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微妙起来。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梁启超的人口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他曾和康有为一起,向皇帝奏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迁都、变法、拒和。此间,梁启超曾参加康有为在北京办的“强学会”,并被委以书记员。后又在上海任《时务报》的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     

关于《祝福》中“新党”的几种意见

关于《祝福》中的“新党”,归纳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人们称主张维新和倾向维新的人为新党,以区别于旧式官僚,因而“新党”就是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 另一种意见认为,清末一般人对于主张革新的人物都称新党,它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维新派,也包括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派,同是资产阶级政党;     

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与人才思想

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在这严重的关头,为了拯救民族危亡,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们认为,要变法,就必须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培养维新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他们的代表。本文仅就康、梁的教育与人才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关于变法、人才、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所以,“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他们看来,教育是国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维新变法——人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是现代化最深刻的层面。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场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严复的“三民”说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康有为“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思想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提倡兴西学、废科举 ,宣扬民权 ,批判君主专制等人的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并大胆地进行了实践尝试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以新政体代替旧政体。但是 ,应以何种方式对待旧政体 ,是用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改造 ?应当建立何种新政体 ,是美式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 1次论争。论争以梁启超的妥协而告终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翼教丛编》的经典观

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 1898年 )的湖南新政运动 ,主要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经学思想为根据的。苏舆则编辑《翼教丛编》 ,用以作为反对康、梁的理论基础。指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根本就是承袭康有为《长兴学记》而来 ,是康学而非儒学 ;经典的真伪 ,并不如康有为所想那样武断简单 ;诠释经典 ,也应重视乾嘉主流的文字训诂知识 ;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工艺 ,而非西方的文化及制度。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

戊戌政变后 ,康梁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 ,依靠皇权推行改革。而太后的存在使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此康梁于 190 4年派出以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梁铁君在国内活动近两年 ,清廷立宪呼声日高。梁铁君因向康有为提出放弃刺杀方针 ,不久梁铁君突然被捕。袁世凯等人非常秘密地处死了梁铁君。由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 ,康梁没有因梁铁君死而失望和疾愤 ,而是从此放弃刺杀慈禧的方针 ,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实现自己政治主张     

科学技术与科学精神--康梁晚年对科学的思考

康有为眼中的科学是科学技术,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本.康有为的科学观偏重于科学的应用价值.梁启超强调科学的深层结构是科学方法,但他对科学的认识也存在误区,他把科学的实践所造成的灾难看成是科学的滥用.他赞赏科学的精神价值,但找不到这种求真的精神价值与中国求善的理想人格价值的通道.     

康、梁"蒙养"差异及其对清末学术的不同影响

康、梁——清末思想界两大巨星。以“军功显贵”的名门 ,重气节、主经世、“学富五车”的名师 ,以及在早年就得以沐浴西方文明之光的优厚条件 ,使康有为树立起“王者师”的博大胸怀 ,故而其学“重体”;而“教化儒”的家风和“客家人”的拓荒习性 ,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就栽下了“仁、勤、慧”三根 ,这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主“动”而重“用”。康氏所重之“体”,乃是贯穿于物界与人界的平等大同之境 ;而梁氏所主之“动”,乃是从物之成因的角度讨论人与万物因其“自动”而新新不已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论早期新诗观念中诗艺和经验的紧张——以闻一多、梁实秋、俞平伯、康白情为中心

在早期新诗观念中，注重诗艺的表现和经验的表达分别体现在闻一多、梁实秋和俞平伯、康白情身上，他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于不同的诗歌观念系统，从诗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他们展开探讨有益于理解早期新诗观念的复杂性。     

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严复,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如辜鸿铭,晚年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并非“倒退”或“堕落”。表现在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思想中的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他们思想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个人知识文化素养的本质规定性,完全符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完全符合思想大家的个性化特征。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     

明代四部小说的“量“字用法考察

本文考察《三遂平妖传》、《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4部明代小说中“量”字用法,共得语料12条。描写“量”在四部小说中的词义分布和用法,并归纳出由“量”构成的复音词2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