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审视

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观是对理学道德本位价值观和王学“左派”情欲价值观的反思，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理论总结。王夫之从人是“植立之兽”的视角，突出人的生命价值，突出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具体表现为相天、循理、造命、胜天的活动和过程。在这些活动中，突显了“自我”和自我的价值。王夫之的自我价值的核心是突出自我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并把个人的社会责任同当时的“经世之学”结合起来，融入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之中。同时，王夫之的“自我”是生命个我，这种生命个我是理性与感性、天理与人欲的统一体，它既修正了理学超越的道德本体论，又纠偏了王学“左派”的纵欲情感论。     

王夫之理想人格评议

王夫之理想人格理论基于传统又出于独思。将天理德性与形色欲望有机统一、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大丈夫气节以及“以身任天下”的奋斗目标是它的基本构成要素;理想人格的培养途径是“身成”与“性成”的统一,就“性成”而言,其培养途径表现为一套以“存”、“养”、“躬”为特征的“作圣之功”。王夫之的理想人格理论既是对其以前理想人格论的总结,又仍然拖着一条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长辫子”。     

王夫之批评“风骨”辨

对明代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王夫之著述的一大特色。王夫之论诗,能别开生面,不为成见所缚。“风骨”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自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系统地论述“风骨”后,附和标榜者不绝,王夫之对历来的“风骨”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由于片面追求“风骨”而导致了文风的粗豪乔野,并认为这种弊端的症结在于“气”不平。     

王夫之的流俗论和人间论

王夫之思想的关键之一是严厉拒绝“流俗”,因为他断定“庶民禽兽也,流俗禽兽也。”王夫之判定流俗的象征是禽兽,这里的禽兽主要强调不是人这一点。他讲解了“明伦”、“察物”、“居仁”、“由义”这四点是禽兽所欠缺的。也可以说,具备了这四点就完全满足了作为人类的条件,他斥责当时追求个人私利,蓄藏钱财和谷物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并把它作为流俗的最为严重的恶果。王夫之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批判。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王船山诗学概念"现量"探析

王夫之抛弃了“现量”的佛学基本立场,将＂现量＂纯粹作为认识活动中的心理活动状态,使“现量”概念更具有普遍性,并指出了现量的时空性、瞬时性、如实性。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将“现量”一词引入他的诗学中,加以改造,成为他诗学中的核心概念。王夫之剥离“现量”的佛学立场,将其引入诗学,对后人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王夫之诗学中的"宾主"说

在 2 0世纪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 ,“宾主”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王夫之的“宾主”说主要是指诗人在创作中处理心与物或情与景的关系时所应依循的原则 ,是以宾主融合 (与情景妙合相一致 )为最高境界的艺术理想。探讨“宾主”说 ,有助于把握王夫之的“情景交融”论 ,有助于认清他的诗学的真面貌。本文试对王夫之的“宾主”说的理论渊源和基本内涵加以具体阐释。     

王夫之义利观的价值取向

义利问题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也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伦理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与物质利益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二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谁更具有优先性问题。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般地否定道义论,而是在肯定义重于利的前提下,力图对义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即肯定每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正当性,扬弃宋明道学家所宣扬的“公利”中的实质上的专制君主一家一姓的私利的虚幻性。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分辨合理的“自利”与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反对“攻取相役”“成乎惨害”的极端利己主义,从而在学理上弥补了晚明以“人必有私”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不足。王夫之的义利观更注重对传统道义论的诠释与改造。     

试论王夫之诗论中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年)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不仅在哲学和史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在中国美学史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夫之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诗论中,自谓“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姜斋诗话》卷二)有所点定,有所评论,他在美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深刻全面地论述了情感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情、景在艺术构思中的辩证关系,反对否定艺术抒写感情,主张禁欲窒情的道学唯心主义,因而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王夫之的美学思想和他的哲学一样,是对宋明道学的批判。本文仅就其诗论中的美学思想,讲两个问题。     

朱熹、王夫之哲学比较——兼论王夫之对朱熹理学形上根基的颠覆

朱熹与王夫之一个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个是气学之集大成者。两人对理与气的不同推崇通过理气观、道器观、有无观和动静观全面展示出来,恰成对立之势。这种对立并非偶然,而是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自觉批判理学的结果,他的哲学建构便是对朱熹哲学形上根基的颠覆。有鉴于此,朱熹与王夫之的哲学不仅表明了两人哲学的差异,而且直观地展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分歧。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代儿童哲学活动中的“成人”之维

“成人”既是一个古老的教育问题,又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要求,通过对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中“成人”观进行梳理,同时借鉴大田尧教授回应生命本质的当代“成人”教育思想,我们可以对“成人”活动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儿童哲学的活动中找到了符合当代教育观的“成人”之维。儿童哲学在当代备受青睐的原因即在于它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与对“生命”的关怀,在其活动中既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他者”的尊重与理解,又体现了当代教育对“共育”的认可与实施,更是对“生命”的解读与回应。     

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几个问题

王夫之是我国古典辩证法的一位杰出大师,是封建地主阶级所能达到的最高哲学思维水平的体现者.在十七世纪出现的我国早期启蒙运动中,王夫之以他“峥嵘”①的战斗笔锋,不仅宣告了宋明理学的终结,而且使他的哲学成了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理论武器.他是早期启蒙运动中哲学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我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一代巨人.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意识论的贡献

“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意识问题,一向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夫之是中国明清之际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元气本体论诚可谓博大和丰富,而他的意识论同样有许多精采的东西。可以说,他的意识论和本体论一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对意识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形神关系、心物关系、见闻和思虑的关系,以及意识修养与意识能动性的问题。王夫之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对历代唯心主义又能以扬弃的方式分析批判,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自己杰出的贡献。     

莫言小说中的意识流与新时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意识流是最先来到当代文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潮流之一,它成功地参与了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实践。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出现的一颗新星,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艺术,其中特别重要的就包括意识流。莫言在他意识流笔法较为明显的作品里,将对人的意识挖掘与生命感觉连结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人”的本真感受,发现了生命感觉之于生命的意义。而这一发现恰是新时期小说对“人”的真正的发现,是新时期小说认识“人”、表现“人”的真正开始。     

论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

王夫之的“自然权利”思想是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开新,集中表现在:为“合同而不相悖害”的理念;以“仁”的精神对待自然万物;以“礼”的伦理规范维护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发挥“人”在维护自然万物生存权上的主体性作用。王夫之生态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想,也为初步回答“施韦策诘难”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对增强社会活动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从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亦有重要的意义。     

理在欲中,公欲即理——王夫之《诗广传》中的理欲观

理欲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王夫之在《诗广传》中从"人性日生日成"的角度对人欲合理性进行肯定,对"公欲"、"私欲"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分梳和辨析,并通过强调"以理导欲"及"取精用物"来对佛老及其他形式的禁欲论与薄欲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王夫之的理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带有明显的近代性特征,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遥相呼应。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对生命资本的伦理审视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关注起点,以异化为中心概念,以对物质性与抽象化辩证关系的考察为重要方法,对资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伦理批判。伴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由于资本更多地投向身体,“生命资本”这一原本隐而不显的资本形式日渐突出而重要,并可能导致愈加深层的生命异化状态;这就需要从“身体”反观资本——对资本的抽象物进行物质性还原,并以一种强调身体在场性的伦理,尤其是将资本和技术具身化的伦理,对生命资本进行有效的伦理规约。     

池田大作对生命的理解及其理论意义：

“生命”是池田大作思想中的核心概念。1972年,池田大作就开始对生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生命”一直是他讨论的中心问题。池田大作“生命”概念有三层含义：个体生命、宇宙生命和价值生命。个体生命是现实中存在的生命,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宇宙生命是指宇宙蕴含着诞生生命的力量,宇宙本身是一个超越生死、永恒生命的实际存在,并与人的生命深处相契合;价值生命是指生命的尊严和人对生命的尊敬,是池田大作生命概念中的最核心内容。池田大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生命的精神,生命的光辉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特色。池田大作生命思想是东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21世纪人类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