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晚期文化阐释视阈论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再到创作晚期的人类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他的创作思想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是吻合的.在创作晚期,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把关爱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作为旨意,体现了强烈的"人类"意识.     

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与创作价值取向

沈从文价值取向呈动态特征。湘西独特的文化精神，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采借下对中国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沈从文的理解前见，渗透进了其文学活动中，就使他能够运用文化整体、文化相对论思想，对各种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走向对湘西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解读，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融合，使创作视野不断突破，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后，提高到创作晚期的对人类整体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沈从文与威廉斯历史书写中的人类意识

沈从文与威廉斯是中美两位同时代极具本土意识的乡土作家,他们毕生坚守为人类立命的创作理念,对历史进行深入体悟与深刻反思。其思想主题大致经历了从“个体性”延伸到“群体性”进而提升到“类性”的过程,其文化视野也从本土拓展到整个人类、从过去延伸向未来。他们积极关注人性、深切关怀人类整体命运,其艺术思想远远超越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在时间长河中历久弥新。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艺术思想

沈从文的地缘表述包括乡土书写和现代都市书写,其地缘表述背后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与人类意识。沈从文在“人类”意识及其“人类”视域之下,实现了对湘西本土意识、民族国家意识的超越,走向了对人类整体生命及其生存境遇的思考。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艺术思想主张：审美和艺术应该以人及人类为起点和终点,应该坚持引人向善,构建人性之美以实现人类整体和谐为终极目标;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艺术家也应该持守人类情怀,要有历史担当意识和历史理性,应该在孤独中坚守为人及人类而立命的创作理念。     

沈从文的文化怀乡

沈从文的创作可以从文化层面上重新阐释。本文从沈从文的生平着手,考察了沈从文的怀乡创作以及文化渊源,重点考察了他所怀之"乡"以及走上怀乡道路的内外原因。     

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

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创作中常见的节目。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创作的主体走向上,沈从文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只有全面理解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才能对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论沈从文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研究沈从文的重要窗口。新的道家思想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静”的捕捉和“美丽总使人忧愁”的风格尤为醒目。现代批判是沈从文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汉人、“海外飞来的蝗虫”、阉寺性等都被他视为堕落,“病”更是他经常使用的意象。解放后,面对“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沈从文从不能适应到对“思”与“信”的反思,最终在回归传统文化中显示出无从驯服的斑马的心理特征。     

艺术·体系·视野——“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研究

“世界艺术”思想源自启蒙时代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对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其显著特征。其后,黑格尔在“艺术整体”观中再度阐释了“世界艺术”的思想,并第一次试图为艺术的世界史建立整一的历史体系,“世界艺术史”思想因此得到首度阐发。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影响,人类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在“世界艺术史”的探索中被遮蔽、排斥和异化。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来临,在20世纪以来“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的多维阐释和书写实践中,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并在新国际主义立场上正视并认同文化差异。对待差异性的不同态度始终是理解特定时期“世界艺术史”思想与全球视野中的世界艺术史,即“全球艺术史”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浪漫的情怀 神秘的边地 率真的生命──沈从文创作对楚巫文化的承袭

沈从文是在湘西那块古老神奇的丰沃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以其结构灵活、形式自由、感情色彩浓郁、文笔质朴清新、表现湘西边地风情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以湘西这块特殊地域上源远流长的楚亚文化对沈从文的熏陶、影响,来探讨他作品中显示的那种浪漫的人性世界、独特的民情风俗以及雄健的民族生命元气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沈从文小说的文化视野与审美倾向。     

对斯诺"两种文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斯诺的"两种文化"的理论一直被视为"斯诺命题"在学术界所讨论,从这一点来看斯诺的两种文化理论确实值得研究与探讨。尤其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斯诺在分析产生两种文化的原因的问题上十分具有洞察力,但是存在问题的地方并不是现象本身,而是问题的前提,即"两种文化"作为命题的前提预设的模糊性。病因的根结就在于斯诺恪守了传统认识论二分法的立场,把人类的文化归结为"二"。要认识和掌握全面的科学文化,就必须跳出狭隘的科学观、文化观。应该从科学文化的总体性出发来审视科学与人文,这样就不难发现在人类文化的大系统下,两者是不能分而治之的。     

实践和文化是人的本质存在

人与实践、文化的三位一体本然关系日渐突出。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存在的论述不难发现 :马克思确立了理解人的本质的新视域 ,即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 ,揭示了人的实践与文化的双重本质存在。马克思把实践视为人的本质形成的最终根源 ,而实践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即人化、文化世界的生成才展现了人的本质存在及其过程 ,人通过实践的力量获得了文化的存在方式。从人的实践与文化的双重本质存在 ,可充分展现出人的需要与满足、创造与超越的具体特性。     

沈从文的原始思维情怀

沈从文的作品以民俗民风诱人,以人性取胜,以语言见长。他凭借"乡下人"独有的特质,精心构筑了寄寓其生活理想的"湘西世界"。本文从原始思维的角度,结合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揭示蕴涵在沈从文作品中的原始思维情怀。     

沈从文小说的主体特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师。他经历了不屈的、传奇似的坎坷人生。他身在京城,心怀湘西,努力创作,大量作品盛名中外,是一位“文体作家”、“多产作家”。他的创作观念极富个性化:写作是战争,是生命的投资;写作要探索人类灵魂的美与爱,重新诠释人生。他界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与创作方法,以及小说语言的特殊功能与要求。沈从文的小说富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

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新战略,它包括三个特征,一是对传统文化转化与发展并举;二是对外来文化吸收与扬弃同存;三是对革命文化继承与辨析兼重。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具有密切联系。首先,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必须注重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语言安全的保证是国家文化创新得以推动的基础;其次,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并举,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增强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创新有机结合,从而防止在操作与认识上走向文化封闭主义与语言霸权主义这两个误区。     

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研究

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土家族血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土家族文化传统的作家,他以湘西民间优秀文化精神及城市下层民众的优秀品德为参照观察"现代"文明,从而发展了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他虽然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具有一致性,但更多的是基于救亡与启蒙的使命而"退返民间",从民间优秀文化精神中探索中华民族的活力与重造的根基。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