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家”到“名学家”

中国古代有“辩者”之称，无“名学”之名。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有“名家”之位，无“名学家”之说。“名家”如何在近代学科分类中演变为“名学”和“名学家”？随着晚清分科体系的建立和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涌入，一系列学科新名词，如化学、计学、名学等被创制生成。词缀“学”在指称学术思想之外成为了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学科名称的后缀。在此背景下，“名学”成为了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名家”到“名学家”并非自然直接的过渡，除了需要“名学”转接外，还需要“家”这一新词缀。此外，“名学家”一词的创制还与近代汉语在构词上通过附加类词缀构造新词以及汉语的词汇化现象有关。     

“名学”辨析

“名学”是我国名辩理论研究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术语 ,它是指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想理论。名学和辩学虽都兴于先秦 ,但二者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不能将名学混同于辩学 ,也不能把名学归结为“名家之学”、“先秦名学”。至于“名辩学”则是不存在的。     

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

为了辨析刑名之学与名家之关系的基础上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的不同方面,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分析对比的方法给以论证。名家分为实用名学和理论名学两部分,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前者,而后者则正是法家所坚决排斥的。实用名学中的名实关系、刑名之学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及其经验教训和孔子的正名学说,都给法家提供了构建社会和制定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

自十九世纪晚期始 ,我们已习惯将先秦的名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讨论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墨家的名辩思想时 ,也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去附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背景 ,本文试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中国先秦名学的有关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以期呈现出两者迥异的思维方式 ,由此质疑“‘名’是‘范畴’”的观点。     

名学与符号学

名学是我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理论。名即事物的名称符号,名实关系是名称符号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名学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它的主要论题包括名的本质、作用,名的分类,名的规范化兼名的构成,用名的原则,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以汉语言文字系统为背景的名学,在符号类型、指称关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     

从符号学看中国古代名学

语言符号在整个符号系统中据于无可争辩的中心位置,中国古代以名为主要审视对象的正名理论对汉语这一自然语言符号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理论成果是世界符号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着重就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名学中名的含义,以及中国古代名学中有关名的生成、名实关系、语境等理论所体现的符号学意义作了某些探讨．     

同异规律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规律

在我国的古代,就已经非常重视关于类概念的研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逻辑学。中国古代的逻辑专著《墨经》,便是以类的同异原理为依据而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的,可以说同异规律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规律。 (一) 晋代的鲁胜曾为《墨经》作注,称为《墨辩注》。该注的正文遗失,仅存一个简短的序言(见《晋书》第十五册,卷九十四、鲁胜传)。在序言中,鲁胜对《墨辩》逻辑作了有重要价值的评估。他认为中国的古代逻辑“名学”起源于孔子“正名”的学说,但真正尊定了名学的理论基础的是《墨经》,所以他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为什么说辩经这部著作是名学的根本呢?鲁胜说“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鲁胜的这一见解,在墨子的著作中是不乏例证的。墨子是《非攻》中就指出:现在人们都知道杀一个人就算是不义,可是许多王公大人对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大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命题.中国古代文论不仅高扬 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力,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从名实之争到言无定论 ——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

该文是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讨论。介绍了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看法，以及古代中国先哲的解释。然后从汉语成语入手，展示了墨家名学研究的科学性。对英语中的换称现象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考察了名实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跨学科研究在语言与思维关系探索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古代先哲对于名实之争的讨论，以及现代语言学言无定论的观点，结合实际的语料分析结果，揭示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释义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他们不仅高扬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易经》的天人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易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天人观系统,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论构成,贯穿了“法天用天”的逻辑归纳体系,强调“生生不息”的生态思想观念。《易经》的天人观可以帮助我们宏观上审视如何走中国式的生态文明之路。在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观、树立生态整体观思想、建设生态人文观等方面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图书管理人员繁体字识读能力调查与分析

许多图书馆存在一些来自香港、台湾的用繁体字刊印的图书资料和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因此,图书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应用繁体字的能力.为此,对某高校图书馆古籍图书文献资料室、非古籍图书文献资料室、图书流通部、中文图书文献资料室的管理人员进行了繁体字识读能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图书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识读繁体字的能力,能够比较好地胜任繁体字图书文献资料的管理工作.但是,在用繁体字录入文献资料的时候会遇到严重障碍.因此,适当提高图书管理人员应用繁体字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传播海外的建本图书

宋明以降,建本图书广泛传播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欧各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我国宋以来古籍图书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刻书业,可称为“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     

着人先鞭的力作──读陈益源先生的《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

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的新著《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是一部着人先鞭、开拓创新之作,扩展了我国古代小说研究之领域;但在古代小说的研究中,如能在注重文本研究的同时,强调推究作者和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对于把握小说的总体成就,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小学考》的学术价值--兼评谭耀炬《小学考声韵》校注本的贡献

清代谢启昆的《小学考》具有目录学和语言文字学两方面的学术价值,惜一直流传不广。谭耀炬先 生的《小学考声韵》为我们提供了该书中声韵部分的精审读本。     

潜精研思 融会贯通——评《中国古典小说论稿》

《中国古典小说论稿》一书是程国赋教授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二十余年来学术成果的结集,研究范围主要涵盖了先秦神话、唐五代小说以及明清通俗小说.共收录论文34篇（含附录5篇）.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对卞孝萱先生等人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和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史互证”方法的成功范例;其二,展现出了作者厚重的文献功底与新颖的学术视角,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三,从科学的文学史观出发,对中国小说史予以深入梳理与合理建构,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全书研究内容广泛,视角新颖,堪称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吴玉(挜日)《说文引经考》平议

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是《说文》学要籍之一。《说文引经考》对《说文》的引经或注明出处,或订许书之讹脱,或正经书之衍误,或说明引经的作用,或沟通今经书与《说文》引经的异同,深稽详考,多所发明。不仅如此,《说文引经考》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说文》学中,引经的研究是其一个重要的领域,《说文引经考》是这一领域内的首创之作,它全面开启了对《说文》引经问题研究,在清代的《说文》学著作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囿于学识和时代的原因,吴氏《说文引经考》也存在着不足,如对一些经书的流传未能深知,或对经文用字之不同不能作出正确解释,这些也应当引起注意。     

日本冬至考——兼论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传统岁时节日冬至很早便从中国传入日本,成书于892年的《类聚国史》的岁时部分,已经为冬至设了专条。但从日本古代的《内里式》、《仪式》到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建武年中行事》都没有收入冬至。从平安后期到江户时代,除了有关19年才有一次的“朔旦冬至”,在日本朝廷的年中岁时中,已经见不到冬至节的踪影。即或“朔旦冬至”是否应当进入年中岁时序列,也成为讨论的问题。冬至一度成为日本岁时节日的重要部分,但为什么会被从日本朝廷的年中行事中排除出去?掩藏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冬至节对日本影响渐趋衰弱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影响过程中有哪些规律性问题,这都值得探讨。     

“桐子·桐乳”意象考论

桐子是梧桐树的果实,民间常见,具有食用与药用价值。桐子是凤凰之食;文人食用桐子,不仅疗饥,亦且明志。梧桐果实离离,《诗经》中用以比喻君子的嘉德懿行,也比喻女子的繁衍生育。桐子易于繁殖,＂桐实生桐＂,《越绝书》中用以揭示遗传规律。桐子成串下垂,鸟雀栖息于梧桐,以桐子为食;＂桐乳致巢＂,《庄子》用以说明因果关系。桐子、梧子与＂同子＂、＂吾子＂谐音,南朝乐府民歌用以抒发爱情心声。桐子的实用价值与文化意义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