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馀义”言说

《春秋繁露》是典型的融合性文本。董仲舒能够将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与其“馀义”言说方式有关。馀义言说是“以比贯类、以辨付赘”的方法,亦即通过连环问答、数理描述、天人对话揭示人情与辞义、天志与名号之间的同一性。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能够融为一体,正是借助于“比例法”与“正义法”。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缘起性空”的生命观、“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泛爱万物”的博爱观、“众生平等”的平等观。认真学习、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

生态伦理应实现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借助于自然观的演绎,确立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以生态环境为本”的理念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理性在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误用之扬弃,同时这一理念一改过去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核心理念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在重新审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生态伦理中,转换了伦理思维,扩大了伦理范围,深化了伦理意境,改变了伦理主题。     

论工程生态观及其作用

工程生态观是人们关于工程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根本观点与看法。当代工程生态观,是对传统工程观批判扬弃的结果,是对现实工程活动反思批判的结果,是生态文明的进步要求与价值诉求。当代工程生态观有其丰富的内涵与要求,它要求以生态学的视角看待工程活动,实现工程与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以全面、辩证、历史的观点看待工程的生态影响,确立合理利用自然、适度改造自然的工程生态观;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双重互动关系,确立动态、和谐、整体性的工程生态观;既要实现对自然进行适度改造与变革,又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协调;工程生态观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反映,是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确立正确的工程生态观,有助于实现工程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实现工程宗旨、目的、功能的转变与提升,有助于实现工程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有助于探寻工程创新的方向,它对促进工程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起重要的思想支撑作用。     

云南壮族的自然崇拜及其对生态保护的意义

云南壮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祭祀活动,反映出壮族的自然至上和人与有生命的自然物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生态文化观。壮族的自然崇拜在客观上对生态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植根于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心理上的迷信思想,影响壮族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形成。     

老子自然哲学观中的生态伦理意蕴

老子的自然哲学观中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老子自然哲学观中"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观,"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和"万物自化"的生态社会观.研究它们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探索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探讨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从可持续发展观看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

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从一种泛伦理而非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抹杀了人与自然主客体分野的现实差异。我们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生态伦理关系 ;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和谐关系作为追求目标 ,实现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     

特定民族文化观照下的生态伦理观调适与启示——以岜沙苗族为例

各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互中,凝炼出了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存之道。这些生存智慧与惯习浸润在他们的器物、精神与制度文化中,支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与审美情趣,进而成为各民族地区古朴深厚的生态伦理文化,岜沙苗族文化中传统的器物格局、农耕文化、礼仪习俗、禁忌民约等充分展示了其所秉持的和谐共生生态观、用之有度消费观、代际公平责任观等,为当代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生态伦理提供了价值观照。重构生态伦理应实现由“关爱自然”之伦理立场向“敬畏自然”之伦理立场、“竞生发展”之思维模式向“共生发展”之生存智慧、“消费主义”之生活方式向“生态主义”之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然,于各民族伦理文化而言,学习借鉴者需择善而从,唯此方能引领民族地区发展“促其行而规其道”。     

北方蒙古族的生态文化特色

北方蒙古族在生活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即天、人、草原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观念、日常生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观念。成为蒙古族生态文化的鲜明特色,对现实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