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气：中国美学审美域构成中的活力基元

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是宇宙的原初实有,是最高的本体,“道”即混沌之“气”,宇宙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化合;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中间环节,“气”生于“道”或“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或元素。审美创作活动中心物的感应、情景的交融离不开“气”与“气化”作用。由此,中国美学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激发了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也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引起审美创作。“物动心感”,引起创作者内心感动与审美域构成的原初动力是“气”。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观：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

“观”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基型,它由感性、理性、情感交织而成。“观”照自身,反“观”本心,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并在主客体的统一中达到和谐,体现出中国人本主义的审美倾向。同时,“观”体现了东方审美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即感性理性交互为用的直觉思维、内向思维、体验性思维和意向性思维。与西方局限于认识论的“观照”相比,中国的“观”是主客交融的情感体验,“观”出的是一种意象。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再辨析——兼答复一种反批评的意见

 　
　　摘要：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要理解其变革性与具体规定性。把“实践”概念泛化,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意。“实践”不能作为“本体”,作为“存在”之源。马克思的实践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将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用实践论阐释“人生在世”是不妥当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就容易将存在虚无化、客体实践化、主体生存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使辩证法和唯物论得到彻底的贯彻。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知识经济与教育理念的重塑

“知识经济”是当代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出现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对教育的传统理念,具体地说,它使我们对知识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使我们原有的“知识观”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且使我们形成“以人为本位”、“学习社会”、“国际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等四大新的教育理念。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以人为本 开创有特色的西部发展之路——兼谈西部开发与价值观念更新

西部开发首先要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实践性最强 ,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组成部分。西部开发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 ,我们应立足西部地区自身的特点 ,抛弃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 ,一切依靠人的发展理念 ,从而走出一条更具人性特色的西部跨越式发展道路     

从《搜神记》看干宝的自然变易观

干宝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搜神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气"是构成万物的根本,"变"是天地万物的形态,"气""变"相辅相成存在于物体之中。这些思想,反映了干宝在认识论上较为科学、先进的自然观。     

科技期刊中3个与范围有关的问题

科技期刊中描述范围时应规范使用浪纹线和一字线,表示起止作用时,浪纹线是数值范围符号,而一字线用于连接地名或方位名词,或相关的时间.英文论文中连接序号范围的是连接号“－”和“from…to…”.在描述变量取值范围时,建议在有2个变量且为同一取值范围的情况下,分开各自用数学运算符连接或用区间表示更简洁。     

吕留良对“止至善”的义理诠释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互联网+”驱动辽宁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在信息化经济的今天,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基于“互联网+”对产业升级高度化和效率化指标进行测算,探讨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互联网+”驱动辽宁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旨在为企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可行性理论指导。     

培育当代大学生健康财富观的原则和途径

在大学生健康财富观培育的过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用系统论的方法和理论指导整个教育过程.遵循大学生个体财富观形成的心理机制,采取有效的途径:首先、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敢于直面现实;其次、要多开展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的财商;最后、要齐抓共教,形成合力,共同作用.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老子的道论与生死观

老子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其道论密切相关。老子思想涉及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和政治学,“道”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在老子那里,“道”具有宇宙发生论和本体形而上学的意义,既是万物发生之始源,又是万物存在之根据,还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以及社会人生的法则和准绳。道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万物因而也以自然为本性,社会治理、政治方略和人生行为、道德修养同样以自然为宗旨。在生死问题上,老子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其“贵身”论主张安命自足、柔弱居下以得享天年,反对刻意强为和纵欲争利。老子的生死观追求的是效法天长地久之道,生死任其自然,从而做到“死而不亡者寿”。     

湖南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实证分析

从“资源诅咒”假说出发,不同于以往学者用“能源诅咒”代替“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构造了反映湖南真实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对湖南的资源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湖南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第一阶段1985-1995年比较明显,而在第二阶段1996-2010年,湖南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渐变的不显著。湖南能否最终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关键在于湖南能否加强科技创新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