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的名法思想及其形成

名法思想是以名学为中心,援引名、法、儒、道各家思想因素,综合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想,它以务实高效为宗旨,以综核名实为思想原则,以人才与法术思想为核心内容.名法思想及其形成,大致可从重法术的思想意识、重才智的人才观念、破浮华的政治态度和综核名实的精神主旨四个方面考察.名法思想是一个诸子思想的综合,是一种谋略思想.     

名法思想的学术性质献疑

名法思想是汉魏之际诸子思想经过综合形成的一种新颖、独特的政治思想。不过长期以来,关于名法思想学术性质的定位,学界还难以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的破解,"名学"和"刑名法术"应是它的两个重要抓手,即以名学为线索,厘清名、儒、道、法诸学派相绾合而形成名法思想的学术脉络,和以"刑名法术"为中心,分析名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学理纠葛,可能是实现对名法思想学术定性的关键。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解决“四风”问题的一个历史借鉴与根本之道——基于中国传统治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学理分析

"四风"问题的解决,需要纳入某种学理上的分析。就中国传统治道来看,可将"文质世运"说作为分析"四风"问题的一个理论假设。诸如"四风"问题,自古有之。其中,汉魏之际曹魏集团对"清淡浮华"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视为对"文质运世"说的一个检验,并可为当前"四风"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历史借鉴。实质上,求真务实是"四风"问题的深层关涉,也是"四风"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反对"四风"中坚持求真务实,既汲取了"以质救文"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整体论概念的梳理与整合

整体论在学术研究领域,是以超越还原论为旨向的一种思想意识。它着重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方法被提出和推进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与还原论论战的过程中,整体论思想本身的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实际上,对整体论既有存在论层面的理解,也有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理解。同样,对整体论概念的使用也是多种多样的,以致出现了构成论整体论,系统论整体论,关系整体论,生成整体论,复杂整体论诸多整体论概念。总的看来,学界对整体论思想的理解和运用还欠成熟、存在混乱。因此,尝试对整体论概念进行梳理与整合,这于整体论思想的研究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文化管理在管理发展史中的定位——以管理思维的性质为视角加以探讨

文化管理是一种以人为本,以组织文化为核心资源,以组织文化建设为管理工作中心的现代管理模式,或者指有关这一管理模式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从管理思维的性质这一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文化管理的知识特征,可揭橥其实践智慧的知识形式和工程思维的典型性质,进而确定它在管理发展史中的位置与地位.可以看出,文化管理是从科学管理向整体管理的过渡,或者说是整体管理的一个雏形,它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科学管理的一种反省意识.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性得以顺利生成的一剂良药。由于有了邓小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科学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理论 ,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才找到了合理解决的思想和原则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全面、迅速、良性的拓展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