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见

冯契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两个领域的富有创见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 ,冯契有三大成就 :构建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体系 ;从广义认识论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蕴含丰富的认识论 ,驳斥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流行观点 ;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     

冯契先生的佛教观研究

冯契先生对佛教的关注,主要涉及其对印度佛教基本内涵的概括和对中国佛教主要特征的诠释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转识成智”这一范畴的深入考察,冯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冯契先生的佛教观,对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的“转识成智”学说及其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是冯契建构的"智慧"说的最基本命题,指的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它的提出是为了超越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转识成智的机制包括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转识成智命题的创新精神对于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弃旧图新、继往开来的“转向”特质,成功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有效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超越与发展”,有力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由注重“哲学之理”转向“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成果,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冯契的实践观

实践,是冯契转识成智学说中知识到智慧的桥梁。实践,在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中,既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本身,又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确证。冯契理论中的智慧,是一种能在滚滚向前的认识过程中获得的性与天道的真理性认识,即智慧是可以认识的。整个认识过程就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感性和理性、有限和无限、客观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等矛盾环节的不断开展与解决。冯契的实践观有三层意蕴一实践是人类向着实践目的运动的过程;二实践主体的本体论意义;三实践客体的优先性。冯契的实践观既突破了现代知识论的狭隘领域,又吸纳、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独具个性的实践观。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形而上学"的境遇——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比较

"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同境遇是它们各自运用新的不同方法以图超越传统思辨方法的结果.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运用经验的逻辑分析方法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实践的辩证逻辑方法却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内容作了更进一步的解析.这使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比较对现代西方哲学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哲学派别即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方法,是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走向的重要一环,并将给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许多重要的启示.     

“转识成智”与大学德育——兼论中国传统哲学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本文通过当前大学德育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在注重知识训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中"转识成智"思想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德育工作实现"转识成智"可资借鉴的深厚思想资源。     

论冯契的哲学观

冯契一生的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系统的总结归纳了这三个时期冯契的元哲学思想,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何为哲学”,“哲学为何”,“如何哲学”等这些元哲学理论的具体回答,在比较分析中评价了冯契元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重要著作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两论”揭示了“实践”的“矛盾”本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升华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转换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两论”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统一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智慧”。     

冯契论中华文化心灵中的真善美

为研究冯契对中华文化心灵中真善美的探讨,从其哲学核心问题及其哲学心态、中国哲学史中的真与人生理想的认识、善与道德理想、美与审美理想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中国哲学史有长期的研究和可观的成果,但是儒家哲学的源流发展史似乎缺乏哲学专家与专题的专业性探索。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可理解成中国人民的革命世界观由自然到自觉,由自在到主观能动的自为进程,突出地表征在所提的社会理想这一构思上。人生理想,不论是个人理想或社会理想,都要通过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来实践。若要研究行为主体在群己关系中的自由,必得处理善与道德的问题。道德理想之实践应透过个人道德质量的培养和建构合理之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品德虽有可整合性,也有其区别性。他对美感的理解兼摄德哲康德与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康德强调美感是自由的快感,意旨审美经验超越利害关系的算计,是无所为而为的纯粹之鉴赏判断。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性解读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性解读主要体现在 :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历史总结 ,扬弃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对社会理想的探索 ,坚持了毛泽东的义利观、完善了毛泽东的群己观     

略论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发展

康德建立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统一起来的先验哲学。他的逻辑是独立于传统逻辑之外的哲学逻辑 ,他的形而上学是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形而上学。他的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为欧洲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贡献。费希特改进了他的先验逻辑和科学形而上学 ,建立起了完整的先验哲学体系。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和费希特先验哲学中的辩证内容 ,批判了它的主观唯心论基础 ,建立了以客观唯心论为基础的、具有科学形态的思辨逻辑体系。     

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张岱年先生"新气学"散论

主张将张岱年先生哲学称为"新气学"."新气学"的显著特点,就是用"辩证唯物论"来阐释、理解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气学"思想.分三个部分论述之首先论述张先生一生始终信服"气学"思想,并揭示他所以信服"气学"思想与其一生信奉辩证唯物论,主张将辩证唯物论与"气学"创造的综合有直接的关系;其次阐述张先生对"气"范畴的现代诠释,以说明他对传统"气学"的超越;最后对张先生超越传统"气学"的理论贡献予以评论,以强调"新气学"对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的现代诠释与超越,不仅为我们正确理解"气本论"哲学提供了新范本,而且使我们找到了谋求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路数,即创造性的综合辩证唯物论、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特色的唯物论(气本论)于一体的路数.这一路数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指导意义是重大的.其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有别于牟宗三一派之承继陆王"心学"、冯友兰等人之承继程朱"理学"以求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设想,足以与现代新儒家所设计的路数相抗衡,使中国哲学现代化运动不至于一味地走唯心主义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