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与上海总商会探析

文章依据各年上海总商会名录,对浙江商人（以宁波帮为主干）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文章认为,浙江商人是上海总商会的实际创办者,并且长期掌握着总商会的最高领导权,在总商会会董、会员中,他们也始终占据着半壁以上"江山",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是在浙江商人的领导下运作的．     

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实践及特点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商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清末商会成立后,形成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工商团体网络,商会在自身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同业团体、旅外商帮等工商团体参与兴学活动,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商团体创办了数量可观的新式学堂,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国家与社会:清代行会法的产生与效力——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苏州,作为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市场繁荣.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需求,商人于是组成行会,制定行会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国家(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法律制度赋予商入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行会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又通过对这些制度的备案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这种合作表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清代中国的行会法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法的功能具有很大的不同.     

合作与互动:明清行业调解的实践与启示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出于对市场秩序的控制需要,国家鼓励行会、公所、会馆等行业性商人团体参与行业秩序治理,并赋予其相应的行业纠纷调解权力,行业调解由此产生并发展。经由官府与行会的合作与互动,行业调解在化解行业纠纷、维护商业秩序、促进政府有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行业调解的盛行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空背景密不可分,也因此而存在特定的历史局限。明清行业调解对于当代调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调解,走向合作的现代调解是未来调解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 ．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非洲商人迁移广州的行为特征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非洲的巨大进口需求和中国商品的出口需求得到完美互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非贸易,也吸引了众多的非洲商人到广州采购日用品,这其中不仅有非洲国际商人,也有“淘金者”.文章研究表明,无论非洲国际商人,还是“淘金者”,他们都是经过利益比较后才到广州的,他们迁移广州的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网络关系在他们的迁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强弱关系扮演的角色不同,在迁移的决定过程中信息等弱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迁移后的适应过程中,强关系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关系网络的范围越大也越有利于他们适应广州社会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

明末澳门葡商的对日贸易具有大航海时代典型的多元特质:它是由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商业行会在广州的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往日本;由于葡萄牙王国实行"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并成为后 者的主要经费来源与换取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因此,当贸易与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澳日贸易便与宗教传播同归于尽了.     

论民国时期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的爱国进步文化活动

1934年9月成立的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是群众性文化团体。该团体在首府迪化(乌鲁木齐)成立总会,在回族人口比较集中地区成立各地分会。回文会成立后积极发展回族文化教育,积极组织抗战募捐,对新疆教育的发展和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持续性探讨

近代历史上,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商人是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商帮,今天许多其他商帮已经在该区域销声匿迹,而白族商人作为一支劲旅依然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许多白族村寨凭借商贸活动走上了致富之路.白族商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根植于"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三言》中能性述补结构的复杂形式

能性述补结构是我们从语义上界定的表示“能够”“可以”意义的述补结构。能性述补结构的形式有很多种:V得V得O V得C V得OC V得CO V不得VO不得V不得O V不C VO不C V不CO(V是述语C是结动词O是宾语)。在本文我们只选择其中既带宾语又带补语的比较复杂的四种形式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CO进行考察。我们选择《三言》这一近代口语性较强的作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几种形式在此期的大体面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比较的方法对各形式的数量、述语的音节情况、述语的性质、结动词出现的次数以及宾语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旅游博客中的"景观"与"观景"

借助景观社会理论与凝视理论,从旅游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旅游博客中的"景观"与"观景"现象,即博主使用优美夸张的语言和多样化表现形式进行博文写作和展示,读者观看博文并受其影响的过程.随机选取了20篇旅游博文和其中5篇博文的全部评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旅游博客中的信息共享现象及其特征,研究博主与读者信息交流的动力学过程,并给出了相应的传播模型.最后利用研究结果对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提出了相关建议.     

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对等

纵观中西,关于翻译的标准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忠实”和“对等”。事实证明,“忠实”和“对等”在文学翻译中都有其可行之处,但由于两者的提法不同,处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加之不同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实际的操作中也不相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哪一概念在实践中更具有优势。通过实际的比较,尤其是在文学翻译系统中,从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忠实”概念相对“对等”更具优势。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了“对等”,而是要学习“对等”的合理之处,用于发展“忠实”概念。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