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进展

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就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为考察二者的关系,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业绩效及宏观经济的影响;(2)环境规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3)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流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环境规制通过多种要素、多个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影响是这些效应的综合体现。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环境规制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企业行为中介效应的分析

环境规制促使企业以新的、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带动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一过程中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的变化有助于科学地处置环境规制问题。根据2012-2017年A股非金融行业公司的样本,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高于非重污染企业;针对地区环境建设的“服务型”规制与针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型”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有差异化影响。进一步研究证实,企业行为在环境规制与资本成本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虽然外部的、来自于政府的“服务型”规制分担了企业的环境压力,降低了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但提升了资本成本的“约束型”规制切实有助于企业增加资本性支出以向清洁生产转型;同时,加强法规与技术标准对重污染企业的约束,可以减少规制俘获行为。因此政府应将不同类型的规制手段组合,在加强“约束型”规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升级的同时,通过“服务型”规制给重污染企业缓冲,以增强规制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及政策启示

环境污染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消除,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消除环境外部性,增加社会福利。许多学者和企业家普遍担心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会导致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使企业失去竞争优势,可能损害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以波特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实际上不但不会损害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反而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其竞争力,从而在社会福利和企业私利之间实现双赢。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为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指明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国制定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建立了环境规制作用分析矩阵.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非都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综合成本影响小又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企业存在竞争力上升的可能.这对于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制定合适的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不同论点,指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受不同因素制约的。文章试图通过环境—竞争力矩阵这一方式来分析判断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主要因素,并由此来确定不同企业的环境竞争策略,同时为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基于产业绩效的环境规制溢出问题研究

环境规制溢出是指被规制产业在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产业绩效在质和量上的变化。首先从产业生产率、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技术效率三个层面对环境规制溢出效应进行总结和概括,并构建环境规制-资源配置-产业绩效、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产业绩效的二元环境规制溢出路径。在此基础上,展望环境规制溢出问题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能为我国构建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环境规制政策有所帮助。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传导机制分析,运用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模型,以26个制造业行业"十一五""十二五"(2006—2015年)10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影响是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动态影响。目前我国处于拐点左侧,即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随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存在"波特效应"。为尽早越过拐点,促进中国制造业提高出口竞争力,政府应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与贸易立法,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并丰富环境规制工具;产业应加强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利用绿色补贴等政策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企业应树立环保理念,加快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动态资源管理视角下企业合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在以开放和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背景下，合作能力已成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根据企业边界，将其划分为内部合作能力和外部合作能力，并从动态资源管理理论视角分别探讨它们在提升不同类型创新绩效时的作用机理与路径。分析457个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结果表明：第一，外部合作能力比内部合作能力对开拓型资源整合的影响更大；而内部合作能力比外部合作能力对稳固型资源整合的影响更大。第二，稳固型资源整合对企业工艺创新的影响更大；而开拓型资源整合比稳固型资源整合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更大。第三，两种资源整合在合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扮演差异的中介效应。第四，环境动态性加强内部合作能力对稳固型资源整合方式的选择，同时也强化外部合作能力对开拓型资源整合方式的选择。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与能源环境效率——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NDDF方法构建企业能源环境效率指标，研究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家精神配置视角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承担的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越重，其能源环境效率越低。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与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相互替代，能够弱化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抑制企业能源环境效率的作用，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则显著强化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股权更集中的国有企业，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性政策负担对企业能源环境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本文的结论为提高企业能源环境绩效，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信息不对称、公众行为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中国环境规制中的公众行为考察

信息不对称不仅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重要影响,还会导致社会公众在消费和投资方面进行“逆向选择”。充分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从公众消费和公众投资两个方面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和环境行为,人口过密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新人和环境规制有效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弱质性,我国环境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和企业应有的监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公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