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穷者孟郊”——兼论中唐诗歌“穷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穷者精神"是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精神之一,孟郊则是"穷者精神"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对于孟郊"穷者精神"形成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因素,学界已有研究,但对其诗学渊源却少有关注.中唐诗歌的"穷者精神"与唐代文人的道德典范元德秀这一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穷者诗人群体--<箧中集>诗人也对孟郊的"穷者"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首次从理论上对"穷者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释,孟郊则进而对其继承发展,逐步将"穷者精神"纳入到了"风雅"正统的范畴.     

朝圣途中的列美平措──评列美平措的诗

在诗歌的“当代性、民族性和探索性”被新一代藏族大年诗人不断拓展和更新的今天,列美平措以他矢志不渝的藏人意识和高原意识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本文通过对他诗歌背景的分析,提出了在神性涵括了的民族整体的精神家园里,诗人的一次次精神朝圣,一次次失落与回归都激荡着高原人对自己内心的还原和归返精神。诗人所依附的藏文化才是他诗歌中的生命原色。     

论艾青诗歌立意的独特性

艾青是推动一代诗风的巨匠。半个多世纪来，诗人的诗魂依附在祖国多难的土地上，诗情进发于时代的奋进中。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呼唤，感到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对光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深切的鼓舞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诗人歌唱他所生活的伟大而独特的时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也哺育着、铸造着、王成者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他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积极易备、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在艾青整个创作生涯中，有一种持续的诗歌精神，那就是："植根于…     

近20年新诗选本出版的回眸与评说

1985年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分水岭,此前以"朦胧诗人"为主,此后"第三代"、"中间代"、"70后"诗人相继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了"朦胧诗人"的"弄潮儿"地位。1990年代以后,诗歌写作的分化更为明显,"命名"进一步增加,一些不同命名的诗歌团体均推出了代表各自诗歌观念的选本。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和追求市场效益,各出版社纷纷出版以年度为标志的诗歌精选,形成新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年选出版大潮",因为要与市场接轨,先锋和探索性的诗歌在出版物中被弱化,编选者不得不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妥协。而由于出版制度的相对宽松,一些个人和团体开始介入诗歌选本的编辑出版之中。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当前诗歌出版物的众语喧哗的局面。     

论六朝诗歌的尚情倾向

分析指出,六朝时期,文学迅速发展,进入文学自觉阶段。认为文的自觉是人的自觉,诗歌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诗缘情"、"情者文之经"等文艺理论的提倡,对文人的创作颇具影响。特定的时代背景,文艺理论的影响,文人的自觉,使六朝诗歌呈现了尚情倾向。     

论邵燕祥诗歌中的"远方"

1950年代诗歌中的"到远方去"中包含着的中心对"远方"的暴力性想象,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化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种社会文化机制.这种社会文化机制既和诗人的自我冲动存在着冲突,又压抑诗人面对复杂生活经验的可能.邵燕祥1980年代以后的诗歌创作,沿着个人化和历史化两个方向,在坚守着真实的个人生命冲动的同时,又把"远方"的历史复杂性带进了自己的诗歌,消解了中心对"远方"暴力性和同一性想象,最终摆脱了个人对"中心"的依附,真正走向了"远方",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历史背景与诗歌阐释——以年谱、编年诗及本事为例

年谱、编年诗及本事等历史背案能有效帮助阐释者进行诗歌阐释。年谱提供诗人生平事迹、人生履历,诗歌创作背景和创作缘由与意旨,诗人诗风变化及其与年岁增长的关系;编年诗提供诗人思想的渊源肇始、发展变化及其情绪高涨低落的原因,诗歌艺术风格发展、演变以至老成的流变轨迹;本事提供诗歌创作的主客体缘由动因。但历史背蓄叉有可靠性、局限性与多样性等问题,阐释者必须审慎选择,钩稽同异：此外,诗歌阐释还应充分考虑诗人对历史背景的过滤变形与阐释者的生命体验等因素。     

论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个人主义思潮（1917—1949）

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新诗三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淡化的过程.当它与"五四"这个精神觉醒、个性张扬的时代结合时,个人主义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景.诗人们无论在诗歌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特别强调"表现自我"及诗人主体精神的高扬,并形成了以郭沫若为核心的浪漫诗派.个人主义也由此达到了顶点.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烈震荡,个人主义被思想界批判、否定,表现自我的个性主题不可避免地日趋淡化.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悲观、孤独、消极、惆怅的"自我"到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与社会现实依附在一起的"小我",个人主义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诗人的病:缺席者的隐喻--略论新世纪《收获》勾画的"时代的精神状况"

新世纪的<收获>提供了一份以"当代文学史"书写者自居的新生代作家视野中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从1980年代的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诗歌因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以大众文化事件的形象存在."第三代"诗人为文学史留下了五彩缤纷的诗歌宣言,造就得更多的还是"飞在天上"的诗人.但是他们最终是无所栖居.生活的悬置和缺席是诗人疾病的根源.     

唐五代岭南诗歌的“蛇”意象——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岭南诗歌比较简

“蛇”意象是独具岭南特色的动物意象。“蛇”意象在岭南诗歌中多次出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蛇”意象的审视角度与态度都不同。通过对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两大群体诗作中“蛇”意象的比较，分析其差异点，并探究其中的原因。     

论鲍照诗歌的主体意识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逐渐自觉，诗歌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缘情”这一原始功能与本质。作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寒士诗人，鲍照在作品中倾注了其大量的个人情感与思想，从而使得诗歌的个体性与主体性分外鲜明，以自我意识、个性意识、自由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为内容的主体意识成为鲍诗的一大特色，并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盛唐气象”的分解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和两大诗人密切相关,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盛唐气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以名士气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则是以儒生气象的形式表现的。同时,＂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山水田园诗中的隐士气象和边塞诗中的英雄气象。     

论“中间代”的“中间”位置——基于诗人个案的分析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语境里,"中间代"诗人正历史性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或写作状态。对这一"中间"位置的指认,一方面有助于关注那些被遮蔽、被忽视,然而极具特色和潜力的诗人;另一方面能够去除机械的"归类"等简单化做法带来的弊端,认识到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中间"位置还预示着某种生长性,呼唤着诗歌的转型和走向潜深。     

论“70后”诗歌中的城市空间

"70后"诗歌文本中凝聚了诸多诗人对城市情境采撷、勾勒乃至描绘的共性视线交集,诗人多以当代都市为触媒,探询深藏于城乡文化之间的个体经验。一些诗人以怀念"文化乡土"的姿态,抒写对城市文化经验的不适应感,对其带给现代人的诸多束缚和制约进行揭露与批判;还有一类诗人能够放松心态,将城市视为文化母体和诗意诞生的源泉,在"物欲"和"孤独"的日常性主题中纵情诗意,捕捉凡俗生活中的瞬间心理经验,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     

2008年诗坛印象

以《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潮》等刊物为中心的2008年诗坛的突出趋向,是聚焦于悲喜交织的时代现实书写,注意培养和发掘具有潜力的诗人,在经验丰富的诗人身上打造经典品质,隐藏着对力量感的呼唤;但也有大量诗作让人感觉平淡,在艺术上缺乏明显的创新气象与撼人的冲击力。     

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

关于"中间代"诗歌的叙述多有矛盾、互相龃龉,这反映了"中间代"诗歌概念的不严密、含混与暧昧。但作为一次诗歌命名与运作,它是一次成功的逆袭,实现了其"反抗"与"凸显"的两方面的目的。"中间代"诗歌概念的生命力仍有赖于"中间代"代表性诗人的继续成长与自我完善。     

诗人桑德堡诗歌思想分析

在三位著名的美国芝加哥诗人中,卡尔.桑德堡名气最大,曾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惠特曼和没有头衔的桂冠诗人,即使在晚年也享有许多诗人无法得到的殊荣。桑德堡诗歌的人民性与战争观体现在桑德堡诗歌创作道路与风格中,对同时代、后来的许多诗人和作家有着巨大影响。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