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长达近40年,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婚姻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彩礼难以遏制、农村家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合作的“中国女性缺失背景下男性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收集的农业户籍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分析框架与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分析框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的主要场域,为婚姻场域、健康场域与养老场域;识别出各场域典型风险,为成婚风险、性健康风险与自身养老风险;构建出以国家治理模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制度与家庭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弱势群体家庭发展促进工作平台为突破点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治理模式;定义了农村男性婚姻成本概念,包含婚房、彩礼、媒人中介费、婚礼四要素,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四种类型,为偏重彩礼型、偏重婚房型、彩礼-婚房并重型与混合型;揭示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变迁特征、结构性差异与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各级政府现行农村地区彩礼治理政策进行回溯分析与效果评价的基...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通过婚姻市场要价这一"倒逼"的基本路径,从父辈手中索取资源进行结婚、买房,实现小家庭在城镇的立足,并依托父辈的隔代抚养和其他后续资助完成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续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们仍然恪守责任伦理,村庄经济分化所衍生的社会性面子竞争则形塑了村民"虚胖"的生活逻辑,以保证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续与生活的体面和尊严,避免沦为社会的底层。     

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农村彩礼转移中的财产属性叠加与关系政治

既有研究主要把彩礼放在“男方—女方”、“母家庭—子家庭”或“社会—家庭”等二元结构内展开研究,较少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是新形势下彩礼转移的新变化及其社会意涵。研究发现：农村彩礼转移路径逐渐延长,具体表现为彩礼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再从女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当彩礼转移到女方家庭的时候,彩礼自带的男方家庭财产属性和附加的女方家庭财产属性就会叠加在一起。财产属性叠加模糊了彩礼的财产归属,这给女方家庭、男方家庭和小家庭索取彩礼都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从而在彩礼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关系政治。当彩礼最终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的时候,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小家庭三者之间最终会达到一种较为均衡的关系状态。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豫西南农村青年婚姻裂变现象研究——以河南省M村的个案为例

本文以无结构访谈的方式,通过对河南省M村离婚个案的呈现,总结了我国目前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婚姻裂变个体的特征:年轻化、文化程度高、异地分居、感情基础不稳等,并进行相关的原因分析。最后,笔者针对农村的婚姻裂变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及建议:加强婚姻伦理教育,强化农村青年的家庭责任意识;实行属地管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动物婚姻的成本分析

通过对动物婚姻的成本分析 ,指出动物婚姻的基础是雌雄动物繁育子代的边际成本有较大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 ,雄性动物付出的彩礼C大于雌雄动物繁育子代的边际成本之差的一半 [(MC♀ -MC♂) / 2 ] ,雌性动物获得的独占彩礼C′小于雌雄动物繁育子代的边际成本之差的一半 [(MC♀ -MC♂) / 2 ]时 ,通过适当长的订婚期的相互考验 ,便形成了动物婚姻。通过对动物婚姻的成本分析 ,可以发现许多人类婚姻行为的进化痕迹     

嬗变中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及家庭结构和婚姻圈——以浙江省萧山后坛村为例

对农村性别比例的变化及家庭结构和婚姻圈的个案研究一直是个弱项.本文试图从微观的角度以萧山后坛村为例,剖析20世纪60至90年代浙江北部一个农村的人口性别变化及家庭结构和婚姻圈的特征,以期揭示社会嬗变中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和婚姻家庭.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 ———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

文章对河北省x县两个农村社区中智障女性的婚姻生活案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村智障女性婚姻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在为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创造条件的同时使女性面临着更多性侵害的风险;在家庭主导的婚姻建立中,智障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配偶难以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情感需求被严重忽视。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并不意味着残疾人婚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相反,她们的婚姻受到了社会人口结构的深层影响和家庭的强力干预,婚姻获得的背后暗含着女性权益缺失的巨大隐患。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

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使得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在初婚和再婚市场均面临较其他民族更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性婚姻挤压不仅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出生率和婚龄女性素质下降、性别比和老年人口系数上升,打破了人口系统的平衡,还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犯罪率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危及社会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解析大同矿区婚姻仪礼中物质层面的变迁

从建国前后迄今,大同矿区婚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物质层面的变迁尤为显著。通过对大同矿区婚姻仪礼中结婚费用、彩礼、嫁妆的透视,描述其变迁的轨迹及特征,揭示造成这一现象以及大同矿区矿工在婚姻仪礼中被动、失语状态的原因。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对经济、社会、人口和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城市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的婚姻问题,研究婚姻制度和传统婚姻性别模式的特征,运用家庭经济学婚姻市场选择理论探讨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选择行为,同时将社会性别文化嵌入婚姻选择模型,对基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女性婚姻选择过程与困境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有解释力的结论,并提出缓解女性婚姻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的对策。     

西北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实践研究——以甘肃陇东W村为例

在西北陇东农村,男方婚姻支付成本逐年攀升,高昂彩礼的现象需要从婚姻支付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婚姻圈的变动、性别比例失衡、婚姻支付惯习等因素是解释男方婚姻支付行为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西北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实践表现出:高昂彩礼、父辈承受支付成本、消费攀比的追随、父系继承等实践特点。该地婚姻场域的支付惯习是男方婚姻支付的客观原因之一。     

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对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疆南疆地区的调查

基于新疆南疆地区的调查数据,从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两个层面选取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接受高中教育的转移就业几率比初中教育高9.03倍,接受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对其外出务工有负影响但显著性不明显;汉语能力、年龄对转移就业有显著影响,汉语水平高、年龄越小转移就业几率越高;婚姻、务工技能影响不显著;家庭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与家庭不支持的外出务工概率之比达到6.9倍;家庭收入低、居住地离城镇近的转移就业的几率较高。     

南京婚姻市场透视

利用南京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婚姻市场供需情况入手 ,对南京婚姻挤压状况及其未来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男性婚姻挤压对南京未来可能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