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群体事件危机管理:发生机制及干预对策

诸多案例表明,环境群体事件是公民受到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利益侵害且正式利益表达途径受阻时所激发的一种非理性的集体利益表达活动,其参与者的个体行为选择可从制度经济学者奥斯特罗姆由的长期存续公共池塘资源个体行为选择理论得到解释。而其发生逻辑则符合“个体因环境污染受到巨大的利益损害——正式利益表达无效——诱发群体事件”这一诱发机制,是受害者在政府环境规制无效且正当利益表达失败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因此,健全公民参与平台和渠道,成为了预防环境群体事件的必然对策。而在治理话语下,这一参与机制尚可为治理参与主体网络的完善提供助力。     

制度化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构研究

新时期,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利益问题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利益保护问题,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成为解决农民工利益问题的关键。面对农民工利益表达意识缺失、表达能力弱、表达组织不健全以及表达渠道狭窄与表达方式非理性化的现状,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化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问题,健全人大、政协、工会、信访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农民工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对于我国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试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构

在＂十二五＂规划的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会越来越受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特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要从农民工所具有的新的特点出发,全面分析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现状及问题的原因,通过实现利益表达的制度化、组织化,拓宽并畅通利益表达的现代化渠道,达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完善是保护利益的源头,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集体性讨薪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些事件影响劳资关系、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治安,甚至诱发违法犯罪。政府处理此类事件不当会造成权威资源的流失,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造成农民工采用群体性的方式讨薪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障碍、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第三部门独立性不强、政府寻租以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针对上述原因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等对策以便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基于利益表达的农民工行为失范的制度解释

长期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和政府的一系列屏蔽政策造成了农民工恶劣的生存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司法解决的不切实际性,社会支持的缺失堵塞了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行为失范成为＂弱者的武器＂。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遭受的种种不公平问题,就必须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在推进政策范式的转变方面加大力度。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论网络政治表达的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

网络政治表达创造了一个以科技为本,追求民主和自我参与决定的政治生活实践新模型,也带来了建立政府回应机制的要求。政府的回应性是衡量网络政治参与效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构建责任型、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主要标尺。对于网络政治表达,政府的回应性要求体现在回应的反应时间与处理结果两个方面。关于回应的路径,网络政治表达的政府回应可以同样通过网络的方式回应,亦要建立体制内制度对接的回应机制。网络政治表达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路径主要有畅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改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等等。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自由与命运——玛蒂尔德的一种存在主义解读

莫伯桑笔下的玛蒂尔德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虚荣心的代名词。但通过小说本身对玛蒂尔德的生存状况的呈现及其对生活的态度与行为的描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认。从存在主义角度去审视玛蒂尔德,会发现她的一系列想法和行为都具有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自由的况味。玛蒂尔德最终面对的是意义的扑空,不由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也诱使人们去思索个体自由存在的秘...     

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

传统的价值分析法没有考虑到功能与成本的调整对产品竞争地位和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设计了一种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法。该方法以价值创造理论和整体产品概念为理论基础，仿照价值工程的分析模式，把所有影响产品竞争力的因素都看作是产品的一个功能项，运用量化的方法，以各功能项在不同功能值时对应的市场竞争地位和投资报酬率为分析焦点，寻求到了同时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最高投资报酬率的功能组合。用该方法确定的功能组合适合作为营销时代产品开发或改进的目标。     

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

提出了一种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对在模型失配的情况下,利用投影矩阵所形成的谱估计矩阵,同时对信号的到达方向及未知的模型误差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退火模拟算法保证算法能收敛于全局最优解。为简单起见,文中仅考虑阵元的增益及相位误差参数。     

《万寿寺》里的时间

《万寿寺》里的时间具有多重功能,既是小说的主题,又是小说的形式因素:时间的小说塑形指向对自我之谜的探索,通过不断将故事时间放到一个新的时间起始处的手法,以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技巧,将自我扩展为一段广阔的时空,创造出自我的奇异的文学形象。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     

康德判断理论的存在论阐释

正是对于先验统觉的追问，康德不仅完成了其认识论方面的奠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从海德格尔存在论雏度解释康德的判断理论，即海德格尔发现康德在两种追问“思一在”共属一体意义差异的关联点上。康德先验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代替，使其判断理论关联主体与客体，分析判断以同一律或者矛盾律说明主词或客体自身，     

阁楼中的沉思——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哲学观

艾米莉·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她一生归隐幽居,却为后人留下了近1800首别具一格、内容丰富的诗歌。文章通过分析狄金森的代表性诗歌,考察她对生活、友爱、自然、上帝、死亡和永恒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以期窥视这位女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阐明了她是一个勇敢执着、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本体论差异的辨析——基于泰勒与柏林自由观的比较分析

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与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都认可自由是重要的价值规范,但前者把自由看作是免于外在干涉的个人的选择自由,后者则把参与自治看作是自由的实质。二者自由观的差异体现着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即个人与社会何为本原的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依据个人的性质来解释社会的行动、结构和状况,应当依据个人的善来解释社会的善;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应当依据社会来解释构成性的个人,应当依据社会的共同善来解释个人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