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论文对于原先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将做一大逆转,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笔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语对比而言,当前的台湾已进至一以"人际性互动轴"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于传统血缘性纵贯轴的社会,而有"从'内圣'到'外王'"的结构,人际性互动轴的社会则为一"从'外王'到'内圣'"崭新可能.再者,笔者将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以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论牟宗三的"新外王"说

牟宗三的"新外王"说,旨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圣"的道德价值主体中开出中国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道德主体如何"自我坎陷"而"曲转"为"架构"新外王的认知主体或形式理性来实现的.但这一独到深刻的见解也因此陷入到道德一元化的困境中.     

道与治——王安石以道求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王安石以"道"求"治"的政治哲学,是从早年到晚年演进深化的过程.在其早年,王安石认识到分裂的先王之道无法言治,于是从"道之不一"转而"求道之全".在学术中期,其以诠解经书、诠解经义的方式"求道",但因其释经行为存在主观性,传播方式存在强制性,使得他所阐发的道,并未得到士人的认可.至晚年退居金陵,他通过著《字说》诠解文字本义,来确保所诠经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王安石为把治世观念注入经义,导致《字说》中的文字诠解,往往牵强附会,故而由《字说》挖掘经义,由经义呈现圣王治世之道,再由道求治的政治哲学建构并不成功.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王十朋理学思想评议

南宋名臣王十朋的理学思想是以性命之学为根基,外而扩充至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他的性命之学上承韩愈,批判了二程的性命观,但在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上,又吸收了二程思想.他认为搁置现实要务,空谈道德性命之学,不能改变南宋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已颇有融合性理与事功的特点,对于稍后叶适、陈傅良等人主导的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王十朋以名节著称于世,他是作为一位理学理想的践行楷模,而被南宋理学家们津津乐道.南宋理学史,当有王十朋的一席之地.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白铁余起事佛教背景考察

白铁余起事利用的是佛本生信仰,与一般以弥勒为号召起义的事例不同。白铁余称"月光王",又称"光明圣皇帝",均为佛本生故事中的现实王形象,背景取于《贤愚经》。白铁余起事还利用了刘萨诃信仰,刘萨诃为稽胡族的民族神,他在江南广寻圣迹和预测番禾瑞像时皆以佛陀现世代言人自比,其"苏合圣"称名的典故来自《贤愚经》。白铁余起事同时借助了刘萨诃和《贤愚经》的影响,为信众描绘了一个光明的理想愿景。     

儒家“为己之学”的现实意义

"为己之学"是儒家传统为学之道的主流,其实质"就是学做人"、"学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儒家的学做人,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尊德性与道学问,二者的顺序上,尊德性是第一位,道学问是第二位。二者的关系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为学传统已渐行渐远,致使当代大多数学子对"为己之学"提法感到陌生,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解,疑议丛生,不一而足。鉴于此有必要重提"为己之学",以唤起学子对"为己之学"真切的领会,即它是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为学之道。由此确立为己之心,笃实为己之心,正确处理学与用、闻与达的关系。将为己之学聚焦在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上,将为学功夫下在自身能力提高上,契合在内圣外王的功用目的上。     

解读《金枝》的四个关键词

人类学著作<金枝>一书始于内米湖畔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古老习俗.弗雷泽爵士之所以用它作为<金枝>的开端,缘于这一心俗包含了"森林之王、金枝、杀神、圣婚"四层涵义,而这四个词语正是解读<金枝>的关键.     

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

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 世纪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内圣外王”还是“外王内圣”——评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兼论“西体中用”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本文无意全面展开这一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阐明它的所对以及它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指出"内圣外王"是一个生命呈现的问题,展示了人类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情与理、圣与王、内与外、孟与荀等的关系问题也就只能在此生命呈现与历史过程中有其区分的意义,并随之而展示其自身.     

“廉”与古代官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作为古代官德的"廉"不仅包含了传统士大夫自我修身的内在德性———即"廉耻,士君子之大节也",还有其国家治理上的事功作用———即"廉者,政之本也"。这种集"内圣"修养与"外王"事功的统一,才是对古代"廉"德的完整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