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续完)

清代考据学是学术界多次探讨的老问题.众所周知,它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之深,甚至波及到了整个社会.然而人们只知其影响之深之广,至于如何之深之广,则较少有人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仅以当时的画界为例,通过叙述"四王"画派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藉以展示考据学派对"四王"画派影响的具体细节,同时揭示出"四王"画派产生的深层次学术原因,从而推动清代文化史之研究.     

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待续)

清代考据学是学术界多次探讨的老问题.众所周知,它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之深,甚至波及到了整个社会.然而人们只知其影响之深之广,至于如何之深之广,则较少有人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仅以当时的画界为例,通过叙述"四王"画派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藉以展示考据学派对"四王"画派影响的具体细节,同时揭示出"四王"画派产生的深层次学术原因,从而推动清代文化史之研究.     

论王阳明心学"心外无物"论的哲学性质

认为陆王心学尤其王阳明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几乎已成了中国当代学术界一个广为人知的哲学论断.然而,王阳明心学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客观的天理本体论,这一点就是从王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论的哲学特征也可以看出来.同时它亦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哲学所特有的中国哲学文化语境的产物,其伦理型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有其生长的中国哲学文化语境.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其内在意蕴,还原其本来面目.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论文对于原先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将做一大逆转,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笔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语对比而言,当前的台湾已进至一以"人际性互动轴"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于传统血缘性纵贯轴的社会,而有"从'内圣'到'外王'"的结构,人际性互动轴的社会则为一"从'外王'到'内圣'"崭新可能.再者,笔者将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以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伦理法"

中国传统儒家学派中,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价值要服从真理.但是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动、实现"天人的合一".这是人生存的根本,是人生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对人性内在完善的不懈努力,对"天人合一"的泛道德的执意追求,含有一种以善为最,以善为真的内核.通过"法自然",依照自然中早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建立、恢复或加强人际间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使人伦达到自然的和谐.从而,衍生出中国特有的伦理法.     

"以德治国"是对儒家 "德治"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治国之道,其主题是"德治"和"仁政",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高瞻远瞩,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德治"观.这是在我党实施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治国思想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的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走向文学寻觅.     

"唐音"向"宋调"趋变中的雅俗之争

中唐以后,以雅、俗作为文学审美标准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封建贵族文学的审美标准逐渐向封建地主文学审美标准转变.以浪漫之美为特征的盛唐文学及文艺的雅文化,从中唐开始,寻求着与地主文化建构新相适应的美学范式.具体而言,就是在"雅"、"俗"之间寻求适合地主阶级审美理想."唐音"向"宋调"的趋变,正与雅俗消长相融的轨迹相吻合,笔者选择"都市豪估"与"韵外之致"、"村夫子"之讥与"杨、刘风采"之誉、"柳七郎风味"与"弄笔者的自振"三例雅俗之争的个案来透视中唐到北宋审美标准和理想的变化.     

"韩国新电影"与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平行研究

"韩国新电影"和中国电影"新生代"二者尽管外部形态迥异,但却具有相通的内在旨趣,即都呈现出边缘书写和主流皈依的分化态势.而大致相仿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创作主体选择的个性化则是导致这种创作状况的主要因由.     

关于"德""得"相通的理性思考--兼析道德权威失落及其补救

"德"得"相通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道德的诠释.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涵义1."德"为了"得";2."得"必须"德",应该"德";3."德"必须"得",应该"得";4."德"得"合一.中国道德精神的结构就是"德"得"相通的结构,道德权威就在于"德"得"相通这一原理有效发挥作用,然而,"德"与"得"在现实中并不总是相通,其不相通恰是道德权威失落的表现.对此,文章从制度安排入手提出了两点补救措施一是建立德行代价补偿机制;二是将部分道德法律化,以实现社会公正,保护道德建设的成果.     

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

我国多年来通行的"社会规范说"道德定义没有准确简明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属性,而是将道德定位在道德现象上,将道德的一些现象和非本质属性当作本质属性,致使这种道德界定矛盾重重.导致这种偏颇的社会历史性因素主要是受前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影响、受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应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得到显现和确证的一种品性,这个道德新界定可称之为"主体品性说".     

完善自我修养观——新儒学家唐君毅伦理道德观研究

被称为第二代新儒学家代表之一的唐君毅,运用圆融的形式把西方国家多位哲学家的理念援入中国传统儒道佛学之道德思想文化体系内.他的道德思想理念认为"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是以完成人格为最后目的,而不以之为任何事物之手段."他依据儒家之"天人合德"思想,透过人的道德主体观点去认识和理解"天"之超越性,使人的道德主体因此而获得"超越"的意义.唐君毅的哲思逻辑是以"天人合德"精神为基础作出"人极、皇极、太极"三极并建之理想道德文化世界的推论.当他不遗余力阐扬本土传统文化之际,亦为中国及西方文化之道德文化、文化价值、宗教信仰等作出评论与分析.唐先生能够奉献毕生精力于促进文化事业之原动力,乃是他希望能"为中国及西方之文化理想之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并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唐先生之愿望是提倡全世界人民得以分享多元文化的智慧宝库.他所希望的世界能够得享真、善、美的生活,这也是中国的儒学家、道学家和佛学家之学者们的祝愿.     

"五四"时期性爱思潮述略

现代性爱思潮的产生,标志着"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重大觉醒.这一觉醒,是知识者"人"的意识觉醒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时新式知识分子把性道德的改革作为"文明之征信"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方面,以自由、平等为利器,对传统中国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力图重新构建以现代性爱所奠基的新型的性道德.但是,处于新旧交替的"五四"时期,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交锋,使现代性爱在实践中陷入了道德的两难境地.     

论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追求上的思想"误区"

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与归宿,同样也是新儒家的梦想与追求,但是在新儒家的思想范畴内,有不少主张与现代化的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出入,这主要包括历史使命的偏差定位,"内圣"与"外王"的错位,传统道德当代功效的曲解。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由一首当代诗歌看中国文学中的"伤时"母题

当代诗人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其深刻卓绝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伤时原型",又一次表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伤时"母题.不少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悲秋"传统.但是,"悲秋"的外延小,而"伤时"的外延大;"悲秋"是现象,"伤时"是本质.因此,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传统,应准确地名之为"伤时"传统.在宇宙永恒、人生短暂这一大无奈中,不能"伤时",也就不能"惜时";必有"伤时"之痛,方有"惜时"之心,方能"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这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伤时"母题的积极意义所在.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