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乐章》与军事文学研究——兼比较《英雄的乐章》与《一个人的遭遇》

刘真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以下简称“乐章”),在六十年代初那次全国规模的反对“修正主义”浪潮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标本大加挞伐。粉碎“四人帮”后对这次批判做了否定性结论,“乐章”也得到公允的评价。今天我们无需夸大这篇作品在当时的实际社会作用,也无需不适当地抬高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然而,我们切不可忽略“乐章”在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否则会影响对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发展历史的准确评价。     

对延安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历史审视

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直到延安时期我国文学史才真正从压抑、沉闷中挣脱出来:延安时期几乎每一个作家都运足了最大气力,集中而又普遍地歌颂着抗战这场伟大而神圣的战争以及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杰出将士与优秀群众。谱写了一曲明朗向上的文学篇章。然而,倘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即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这一特定角度“切入”的话,情况就陡然严峻起来。对知识分子批判倾向的加强,知识分子本身转化时的艰辛以及知识分子特性的萎缩与泯灭,在延安文学明朗乐观的总体乐章上,无疑地又好似嵌进了一个极不协调的音符。一个琴键的变音,往往会影响整个乐章的质量。当我们今天关注于整个延安文学的发展时,不能不从历史的高度对这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进行重新审视,以便把握住它的精神特质及其来龙去脉。     

白山黑水之韵─—新时期东北小说创作回眸

新时期的东北小说创作的崛起与繁荣,在乡土文学与民族心理的开掘、知青小说与地域特色、新潮小说的多重变奏、多元化创作风格等方面,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乐章,在新时期文学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

歌谣、乐章、徒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它们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不同功能.歌谣在诗歌史方面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最永恒的诗歌形式.入乐的乐章歌诗,与歌谣相比,是更高一级的诗歌艺术,具备了固定的文本,修辞艺术也有所发展,但它以音乐为主体,诗歌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诗歌史最高的发展形态是徒诗艺术,当文化气候中个体创作的条件成熟时,徒诗系统就从乐章的母体中孕生出来.歌谣是一种群体的诗歌,乐章的主体部分也是群体的诗歌,它们都具有自然的诗歌艺术的特点.徒诗则是个体的诗歌,是自觉的诗歌艺术,只有在徒诗系统中诗歌艺术才能得到一种近乎无止境的发展,但也因此而带来了异质的因素.歌谣与乐章比徒诗更直观地呈现诗歌艺术的本体,这也是作为高度发展的诗歌形态的徒诗又不断地向歌谣与乐章回归的原因所在.     

人与世界的和谐乐章——论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价值取向

文章立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维度,分析了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价值立场及其艺术得失。从人的主体性来看,它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狂欢的一种矫正,同时也是西方文学史上一次别具一格的人的退却。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用悲剧和喜剧的方式,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上,共同谱写了一曲人与世界的和谐乐章。     

继承与创新——回旋原则在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末乐章中的应用

奏鸣套曲终曲乐章承担总结概括作用使其内容相对丰富,常常形成套曲主要描述对象与次要描述对象构成对比.回旋原则兼具多次突出中心材料并与次要对象构成对比的特点,故常被应用于奏鸣套曲的末乐章.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有16首作品的末乐章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具体表现为回旋曲式和奏鸣回旋曲式.本文通过分析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末乐章中对回旋原则的应用,探寻贝多芬在这一类型曲式上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特点与技巧赏析

从鲜明的时代感、浓郁的民族风格、形式的多样性与创新、调性的创新与运用、词曲结合的典范等方面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了论述。《黄河大合唱》共8个乐章，每个乐章以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结构独立成章，每章各具特色，章章皆为佳作。而这8个独立的乐章又巧妙地融合在颂扬黄河、振奋民族精神这一主题的构思和布局中。     

“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论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初期小说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38年前在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开始小说创作.他以清新的感受和绵密的文体描写“被封闭、被监禁状态”下同时代日本青年的苦闷与不安,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被誉为“川端康成第二”.大江文学的第一个乐章即奏出非同凡响的和弦.     

巴托克《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结构划分解析

音乐总是要有段落划分的,如果对曲式结构清楚了,对音乐的理解自然也就很容易更加深入了,在传统音乐中其重要标志便是和声终止式。但是在巴托克《第三弦乐四重奏》这样的20世纪现代音乐的代表作中,是不再采用大小调体系的,传统的和声终止式因而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这第一乐章的结构是怎样的以及由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乐章的段落划分便是对此乐章进行研究的切入点。     

武后明堂乐章异变与武周政治

唐代武后时期的明堂乐章是唐代唯一付诸明堂祭祀实践的歌辞，与唐朝前及贞观时期的明堂乐章在篇章结构和措辞用语等方面均大不相同，其异变之处既是武后朝礼乐改制的体现，也是武则天出于政治上自我宣示的考虑。《皇嗣出入升降》这一篇章的增加，是武后集团与李氏集团斗争的体现；乐章结尾增加的宫、商、角、徵、羽等五音之章，也折射出武后不泥于古制、重视明堂布政功能的认知。武后明堂乐章与贞观时期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武后乐章曾在明堂祭祀中实际奏唱，而贞观时期未建明堂，乐章的创制纯为理论勾画。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

八脚词是明代八股文一种少为人知的异称.该文认为"脚"这个术语起源于宋代文章学,它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术语,指一种具有并列意义的层次和结构形态."八脚词"这个名称透露出八股文与宋代儒学、宋代考试文体具有某种关联的消息.     

唐宋步虚韵的词学观照

道教音乐中的步虚韵与汉魏清商乐尤其是南方祀神歌有密切渊源,与佛教梵呗也存在同源互通的关系。唐宋时期步虚韵渗入燕乐并迅速流衍盛行,步虚词的齐言、杂言变化对考察声诗、曲子词的转变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不少词调如《捣练子》《步虚子令》《忆江南》及《西江月》等都与步虚韵、步虚词相关。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论宋词之词调与宫调的关系

词是配合音乐的文学,故称"音乐文学"。它与此前音乐文学的区别在于以辞从乐。词人选择某支乐曲之音谱依照其节奏、旋律与声情而配制歌词,此为"倚声制词"。宋人完整的词谱或歌谱,它们是按照燕乐宫调分类的,每宫调之各词,其词字之右旁标注有燕乐半字谱。乐工与歌妓依据这种谱便可合乐演唱。宫调具有确定某乐曲——词调的音高与调式的作用。同一词调可以存在不同宫调的音谱,而各谱之旋律是稳定的。由于词乐的散佚,今存宋人词集仅有个别词人将作品按宫调分类,而一般的作品则未标注宫调。乐工与歌妓对常用词谱是熟悉的,他们见到某词调之词,即可合乐演唱,故多数宋词作品不必标注谱字与宫调。宋词的发展虽然存在纯文学之作品,就其基本情形而言,它仍是音乐文学,而且有稳定的音谱,因此与宫调存在密切的关系。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清代苏州竹枝词

清代苏州竹枝词作为一种吴地文化现象 ,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较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作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苏州现存清代竹枝词达 10 0 0余首 ,名姓可考的作者有 10 0余人。以竹枝词记苏州风貌的不仅有尤侗、汪琬、叶燮、王士祯等著名文人 ,还产生了多位专以博采吴郡故实撰写竹枝词为己任 ,并结集留名的高产作者。     

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明宗室女词人朱中楣词初探

朱中楣为明宗室之女,也是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特别的身世经历一方面开阔了她的生活视野,一方面也使得她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宽广的题材,从而造就了其词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独出一枝,值得为之一书。     

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 ,词文学创作也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两派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祈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南北词坛并非绝对封闭和隔绝 ,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