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新探

通过对《山海经》的内容、语言特点与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山海经》巴蜀图语本成书于西周初中期至战国中期。华文本《山海经》是由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图语本、口头流传,再加入楚地神话以及中原、海外历史地理知识编写而成。     

《有夏志传》与《山海经》之双向探考

《有夏志传》凭依《山海经》的有限材料,运用取舍缀合、点染生发的手法,再现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壮举。《有夏志传》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说明《山海经》确是据大禹治水的原始材料整理编纂成书的。《山海经》之“经”,是“经历”之“经”,而这“经历”山海之人,就是禹;驱使禹作这一番“经历”的动因,是治水。所谓“五臧山经”,就地理经界而言,是指的五大地域;就人的行为经历而言,则是其中的五大阶段。在中国,不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的“神话化”的过程特别厉害。《山海经》是严谨而客观的实录。其中少量的神话传说,不论如何荒诞,都可以从历史的存在中找到科学的解释。     

也论夸父神话

夸父神话始见并屡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当为研究夸父神话的基本依据。本文在披览诸家之说的基础上,根据神话学的有关理论,对夸父神话重新加以审视、清理,特别认为夸父神话的核心情节并不是“与日逐走”,而是渴饮河渭之水,从而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夸父是导致河渭之水干涸的旱神,是自然神。并据此把夸父神话的零散记载凝为一有机整体     

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

西王母神话来自西方,学界几无异词。西王母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古人因西王母见于《大荒经》世界的西方,遂认定西王母为西土之神,这完全是误解。因《大荒经》世界并非像古人想当然地相信的那样,涵括整个九州方域,它所描述的仅仅是东夷文化区内一个方圆百里的地理范围,完全与西域无关。因此,西王母完全是东方本土文化的产物,源于东方的神仙道教信仰。     

浅谈《山海经》与湖北民间崇拜习俗之关系

湖北传承有许多原始崇拜的习俗遗痕,与《山海经》所记有着内在关联,诸如崇鸟尊鸡、崇竹、崇枫、崇桃等等。梳理这些习俗的表现及其与《山海经》的关系,可对《山海经》的神话系统有所资证。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该文将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与古埃及神话、印度神话相比较,指出《山海经》将小说想象与奇丽而神秘的大地神思联系起来,从人的本性及这种本性的外化方式上思考,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形成了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以及二元对应原则.这种神话思维,使《山海经》具有迥异于史诗性神话的原始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特征,为中国其后志怪之作提供了千姿百态的灵感触媒.     

夸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神话《夸父逐日》新解

神话《夸父逐日》,由于《山海经》中的不同记载,有着许多争议不一的解读,对夸父的定性也多少带有政治、功利色彩。如果立足于神话自身的性质,比照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反观中国神话发展的历史现状特点,就会得出一个符合神话内涵的结论:夸父是人类早期天性具有"恋母"情结的儿童。     

山川参悟中的审美观照:《山海经》“山水”内质分析

中国传统山水审美意识的启蒙与完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过程。与已有研究对《山海经》山水所作的"地理山水"、"神话山水"、"文化山水"的解读相比,审美经验的阐释路径使得《山海经》在中国传统独立山水意识诞生旅途上的意义更为明朗,《山海经》所蕴含的"山水"资源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山海经》以空间引领时间的独特方式及山水审美张力的构建,实现了对审美经验的早期祛昧。尽管距离山水在魏晋时期所实现的审美独立还有一段距离,但《山海经》所提供的平等、包容的审美质素却为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独立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不周山即蒲山考

不周山是中国古代的一座名山,古史、神话和文学著作如《离骚》、《吕览》、《淮南子》、《山海经》等书都提到过它。古人认为,不周山在中国大西北的昆仑山附近。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周山在幽燕,或在山西。笔者认为不周山应是晋西南永济县境内、靠近黄河弯曲处的蒲山。今论证如下。     

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综述

对于《山海经》的研究,已经有了两千余年的历史。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叶舒宪先生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大视野,运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山海经》进行了知识考古性的思想发掘与现代性的意义诠释,为《山海经》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养气”论

我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养气"论,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先秦至南北朝为孕育与凸现期;二是宋元为拓展与充实期;三是明代为深化期;四是清代为完善期。上述四个阶段,标示出我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养气"之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历程。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李开先曲论之贡献

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曲学家,李开先的戏曲理论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戏曲功能方面,他认为戏曲是抒发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的工具,对戏曲功利观不无匡正;在戏曲本体论方面,认为戏曲源远流长、南北有别,文辞尚俗、崇尚金元,对戏曲本色论推波助澜;在戏曲演出上,重视演员、乐工、伴奏乐器对戏曲表演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强调场上之曲有所裨益。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

元代前期 ,北方诗人偏重纪实言理 ;由南宋入元的方回等人继承南宋诗学 ,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戴表元等人对宋、金诗学的流弊进行反思 ,提倡宗唐复古 ,赵文等人却强调写性情之真 ,从而形成了师古与师心两种倾向。元代后期 ,诗坛上形成了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和以刘诜等人为代表的师心派。元人推尊唐诗 ,出现了研究唐诗的专著 ,对诗格、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     

近八十年秦汉水利史研究综述

在有关秦汉时期水利史研究的各方面,如水利技术、农田水利、水利管理等等,都有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他们的这些努力和工作结晶为秦汉水利史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从社会史的视角讨论秦汉水利史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化背景

产生于齐梁时代的《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有着深厚而广阔的文化背景。第一，六朝文学创作的繁荣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齐梁时代儒、道、释三教同时流行带来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大环境；第三，齐梁文坛复古与新变两种思潮的斗争为《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小环境；第四，魏晋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以及刘勰强烈的“树德建言”的欲望给《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理论批评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