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四夷传偏缺原因试探

我国古代正史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注重为周边少数民族设立专传.《三国志》继承了这一传统,然而却仅设了《乌丸鲜卑东夷传》一卷,记述了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岛各族的历史情况,对于此外的各族则未设专篇.有人认为这是《三国志》的一个不足之处.本文从历史文献的承转关系、陈寿对历史材料的把握、三国时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实际及其与中原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这正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是无可厚非的.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读《乌丸鲜卑东夷传》二题

陈寿只为乌丸、鲜卑立传，是因这两个民族继匈奴而起，为汉末以来最为重大的民族问题，对其加以总结，有助于中央王朝制定因应的方针和政策。他写《东夷传》则旨在探寻中国文化的原貌及其东渐，让中国人从了解东夷历史中了解中国文化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     

“辈”指单个的人

在古汉语中,“辈”一般有三种用法:一种是置于代词之后,类似语尾,如“我辈”、“汝辈”、“君辈”等。一种是位于数词之后,用作量词,表示“批”的意思,如“使者十辈”(《史记·列敬传》),“善田者五辈”(同书《王翦传》)。一种是放在名词之后,有“类属”的意思。如“此蛇辈约以十数”,(《三国志·魏·华佗传》)“鼠辈敢尔!”(《世说新语·简傲》)。以上用法,都与“辈”的本义“军车百辆”有关(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338页)。但在唐宋文献中,“辈”还有一种稍见特别的用法,试看下例: ①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     

《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

本文就《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等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一、关于《敕勒歌》的篇题注释《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见,“敕勒”为北朝种族(或部族)名,又称狄历、高车、丁零。所以《敕勒歌》当是“敕勒族民歌”的意思。但自古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敕勒歌》是鲜卑族民歌。其根据和理由,是《府乐广题》记载:敕勒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认为既然“本鲜卑语”,就只能是鲜卑族民歌了。然而,据此断言《敕勒歌》为鲜卑族民歌,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及“敛兵聚谷”刍议———兼谈对姜维的评价

蜀汉后期,姜维对汉中的军事部署采取了较大的变革,即历史上称之为“敛兵聚谷”者。对此,史家多有指责,甚至有的据此而论道:“姜维之亡蜀也”(宋·郭允蹈《蜀鉴》)。对姜维此举,究竟如何认识,似有探讨之必要。 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载:“景耀元年,维……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初,先主留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     

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

战后日本学术史上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三角缘神兽镜的年代及制作地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和中国古代三国时期魏国的文化交流状况（《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决定着日本古代邪马台国方位的命运。因此，许多知名学者参加到论争行列之中，使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问题。中国方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为首，发表了诸多有关三角缘神兽镜研究的论文。上野武先生的《三角神兽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战后５０年古代史发掘总论》，朝日新闻社，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版）一文，不带任何己见，概要性地介绍了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状况。下面译出，以飨同好。     

汉语语讳学初探

一我们在阅读古代书籍时,常常可能碰到字词变换、字词空缺、字形残废、词语怪异等等情况。字词变换的,如《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在《史记·五帝本纪》里为“合和万国”;《诗经·大雅·荡》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在《晋书萧子恪传》里引用这句话时则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后汉书·班超传》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在     

白部考述

一、白部非“白虏” 慕容鲜卑为苻秦氏人时称“白虏”,是为确事,《魏书·徒何慕容魔传》明言:“西人(指苻秦氏人)呼徒何为白虏。”但今人又常将十六国时的白部视作“白虏”,却为一桩史误。且看下述例证: 1.《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止,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三十九年为公元258年。查同书《徒何慕容魔传》和《晋书·慕容魔载记》等,可知此时慕容鲜卑酋长或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史书中的“斩获”人数

《三国志·国渊传》的一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史书中所记“斩获”人数的真实性问题,很有帮助。这里,先将原文摘引如下。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官渡之战与袁曹争霸——《三国演义》战例分析之一

官渡之战是袁、曹争霸的关键一战,曹操以少量兵力用计战胜了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袁绍,为后来彻底消灭袁氏集团,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把它列入“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典范。《三国演义》的作者主要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等文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艺术再创造,用典型化的手法,再现了官渡之战的概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官渡之战是《三国演义》写得成功的战例之一。下边,我们便对《三国演义》官渡之战的描写作一初步分析;同时,勾勒一下袁、曹争霸的始末。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朝廷政治极端黑暗,桓、灵二帝重用宦官,更使朝纲日     

简析《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史注 ,裴松之不仅倾注大量心血网罗材料 ,增益正文 ,而且以审慎的态度分析各种意见的得失 ,批评诸葛亮研究中的非实录倾向 ,极力恢复和维护诸葛亮的真实面目。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史记》老庄申韩合传浅议

一、老庄申韩合传是学术源流的廓芜正本司马迁疏理、排比老子、庄周、申不害、韩非合为一传,阐明道术学说造端于老子,显露于韩非,庄周、申不害过渡而已,从学术源流上进行了归类,这是合传的首要原因。传统意识的“天”观念,在殷商时代即产生了。不过,这时是称“帝”或“上帝”。殷商以降,帝字逐渐为天字取代。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蒸民》则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汤誓》     

新疆阿尔泰山区土瓦族的来源和现状

现在我国阿尔泰山区有两千六百多人的土瓦族,主要分布于布尔津、富蕴、哈巴河及阿勒泰四县,尤以布尔津县北部山区为最多,我们于1983年下半年前往作了一次调查. 土瓦族历史悠久,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民族.远在《北史》、《隋书·铁勒传》中就说:“北海南则都播等”.《新唐书·回鹘传》对都播的位置及特点进一步记称,从黠戛斯“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从这里可知当时都播位在北海,即贝加尔湖以南,黠戛斯之东.那时的黠戛斯主要游牧在叶尼塞河上游萨     

东夷的崛起及其三次大迁徙述评

近三十年来,随着黄河中下游许多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特别是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遗存的发掘,古籍常提到的东夷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朱芳圃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古代)人、夷同字。卜辞之人方即东夷。金文夷字亦作人”。又《尚书》称丹汉之苗蛮为“蛮夷”。可见,东夷实指东方人之意,“夷”字在古代并非贬义之词。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主张“东夷包括淮夷在内的九夷”,“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活动的地方”。具体的说东夷包括畎、于、方、黄、白、赤、玄、风、阳     

曹操用人“核之乡闾”试释

曹操用人是否“核之乡闾”?按照传统看法,曹操唯才是举,不重操行,因而用人未曾“核之乡闾”。其根据主要是《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所载夔言于曹操的一段话: